第三百一十章 无用的狡辩
留学生里,蒋百里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李谕问他:“你觉得日俄双方会用何种战术?”
蒋百里说:“我并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不过按照我在日本军校中所学,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日本陆军会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旅顺港的俄国守军。一旦陆军实现不了突破,海军就会被动,战事将陷入胶着。”
李谕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你觉得日本海军和陆军可以实现协同作战吗?”
蒋百里摇了摇头:“只怕很难。”
日本陆军和海军积怨已久,互称“马鹿”。
字里行间以及语气中,李谕听得出留学生们都希望日本赢。
李谕转而问向鲁迅:“树人同学,你觉得哪?”
鲁迅不置可否:“我不是特别关心两个帝国在我们领土上的战争,而且我也压根不懂什么军事,甚至连前膛枪和后膛枪都摸不清头绪,所以这件事,我并不站队。”
迅哥还是比较人间清醒的。
今年他就会在学校中看到那场砍头纪录片。
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于各大学校放了好多类似的宣传片,目的不用多说就能猜到,当然是宣传以及征兵。
迅哥此后在《呐喊·自序》中写过很出名的一个桥段,讲的是时值日俄战争时期,他在仙台医学院读书时看到一个纪录片,一名中国人被当作俄军间谍抓起来杀头,围观的国人却拍手叫好。
麻木不仁。
此事对迅哥弃医从文影响不小。
鲁迅问道:“先生,您怎么看?”
李谕想起了当初给俄军统帅马克洛夫提的建议,不知道他执行得如何,如果真的加强了旅顺守军,真的会给双方带来上万的更多伤亡。
心中不免还是有心季动:一句话让上万人魂归西天,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心理波澜。
好在李谕对此时的日俄都没什么好感,想想因为他们死伤的中国人更多,也就实现安慰了。
梁启超见李谕愣了神,拍了拍他:“疏才兄弟。”
李谕回过神,“不好意思,有点走神。我赞同树人同学的话,不管谁赢,对我们而言,发生在自家领土上,都是一种耻辱。”
李谕的话让留学生们狂热的心情稍稍冷静,想想也是,输赢都是人家的事,和自己有多大关系。
李谕暂时把学生和华工安顿在了会馆以及旁边的宾馆。
由于回不了国,暂时无所事事,就来到报馆找梁启超喝茶聊天。
没多久,三菱集团的岩崎小弥太带着几名日本人来找到了李谕。
“李谕先生,正好能在东京见到你,实在是太。
李谕随口道:“见到我有什么好高兴的?”
岩崎小弥太指着旁边的一人说:“这位有贺长雄先生,是军方的法律顾问,特来向您讨教。”
“军方?”李谕眼光一凛。
有贺长雄说:“李谕先生,我们经过使用,发现您提供的无线电设备的确优秀。现在前线战事吃紧,亟需更加迅速的联络,方便天皇与大本营指挥战斗。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您提供更多的无线电设备。”
李谕心中暗骂一声,然后说:“我已经说过,生产难度不低,而且产线在美国,恐怕远水不解近渴。”
有贺长雄说:“没有设备,但是有您啊!或许您可以去军部为我们提供无线电作战指导。”
李谕断然拒绝:“很遗憾,我是一名中国人,没有义务为你们服务。”
有贺长雄转而说:“那么,可不可以指导无线电生产?三菱等企业已经准备自己生产无线电设备。”
李谕说:“我开发的产品都是公用,经过我LY公司的授权,任何公司都可以生产,只不过需要缴纳专利费,并且核心的三极管需要我们提供。”
有贺长雄道:“请您尽快授权!”
李谕好整以暇说:“不过公司在美国。”
有贺长雄急道:“公司是您的,您一句话不就可以授权?”
李谕笑道:“先生,你是军方的人,又是法律顾问,不可能不懂得事情有流程,贵国尚且有贵族院与议会。这位岩崎先生作为大公司的人,当然也明白公司有决策层,不是我随便一句话就可以。”
岩崎小弥太同样痴迷于获得李谕的技术,因为对军事影响太大,于是说道:“李谕先生,作为企业,您一个人能够说了算。”
李谕说:“以前的确可以,不过很遗憾的是,我刚好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了市,现在每一项重大决策都需要董事会投票通过。”
“上市?纽约交易所?”岩崎有些愣住。
“而且,背后大股东还有摩根先生。”李谕懒洋洋说。
“摩……摩根!”岩崎是搞商业的,当然听过纽交所以及摩根的大名。
李谕摊摊手:“所以喽,上市以后重大决策不是我一个人可以随便拍板。”
日本此时同样有了东京和名古屋的股票交易所,岩崎小弥太多少有所了解。但日本早年由于制度的影响,股票市场并不活跃。
李谕隐藏了掌握绝对投票权的事,岩崎小弥太并不知情。
况且就算是有绝对投票权,该走的流程仍旧要走。
有贺长雄并不太懂股市,看向岩崎小弥太:“岩崎先生,怎么说?”
岩崎小弥太咬咬牙,道:“只能等了!”然后对李谕说:“李谕先生,还望您尽快提高产量,供应帝国市场。”
李谕心中再次暗骂,去你妹的“帝国”。
有贺长雄却不死心:“李谕先生,按照达尔文主义,这是一场优胜劣汰,事关我们东方人与白种人的殊死较量,您必须要快速通融一下!”
李谕却说:“达尔文主义?这是哪门子达尔文主义?”
有贺长雄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就是当今世界的法则?”
李谕冷笑:“这可不是达尔文先生的原意,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把这套进化思想用在过社会甚至国家层面。”
有贺长雄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者。
但后世大家都明白,这完全是生搬硬套,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可以随意照搬到社会科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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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说:“我并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不过按照我在日本军校中所学,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日本陆军会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旅顺港的俄国守军。一旦陆军实现不了突破,海军就会被动,战事将陷入胶着。”
李谕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你觉得日本海军和陆军可以实现协同作战吗?”
蒋百里摇了摇头:“只怕很难。”
日本陆军和海军积怨已久,互称“马鹿”。
字里行间以及语气中,李谕听得出留学生们都希望日本赢。
李谕转而问向鲁迅:“树人同学,你觉得哪?”
鲁迅不置可否:“我不是特别关心两个帝国在我们领土上的战争,而且我也压根不懂什么军事,甚至连前膛枪和后膛枪都摸不清头绪,所以这件事,我并不站队。”
迅哥还是比较人间清醒的。
今年他就会在学校中看到那场砍头纪录片。
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于各大学校放了好多类似的宣传片,目的不用多说就能猜到,当然是宣传以及征兵。
迅哥此后在《呐喊·自序》中写过很出名的一个桥段,讲的是时值日俄战争时期,他在仙台医学院读书时看到一个纪录片,一名中国人被当作俄军间谍抓起来杀头,围观的国人却拍手叫好。
麻木不仁。
此事对迅哥弃医从文影响不小。
鲁迅问道:“先生,您怎么看?”
李谕想起了当初给俄军统帅马克洛夫提的建议,不知道他执行得如何,如果真的加强了旅顺守军,真的会给双方带来上万的更多伤亡。
心中不免还是有心季动:一句话让上万人魂归西天,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心理波澜。
好在李谕对此时的日俄都没什么好感,想想因为他们死伤的中国人更多,也就实现安慰了。
梁启超见李谕愣了神,拍了拍他:“疏才兄弟。”
李谕回过神,“不好意思,有点走神。我赞同树人同学的话,不管谁赢,对我们而言,发生在自家领土上,都是一种耻辱。”
李谕的话让留学生们狂热的心情稍稍冷静,想想也是,输赢都是人家的事,和自己有多大关系。
李谕暂时把学生和华工安顿在了会馆以及旁边的宾馆。
由于回不了国,暂时无所事事,就来到报馆找梁启超喝茶聊天。
没多久,三菱集团的岩崎小弥太带着几名日本人来找到了李谕。
“李谕先生,正好能在东京见到你,实在是太。
李谕随口道:“见到我有什么好高兴的?”
岩崎小弥太指着旁边的一人说:“这位有贺长雄先生,是军方的法律顾问,特来向您讨教。”
“军方?”李谕眼光一凛。
有贺长雄说:“李谕先生,我们经过使用,发现您提供的无线电设备的确优秀。现在前线战事吃紧,亟需更加迅速的联络,方便天皇与大本营指挥战斗。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您提供更多的无线电设备。”
李谕心中暗骂一声,然后说:“我已经说过,生产难度不低,而且产线在美国,恐怕远水不解近渴。”
有贺长雄说:“没有设备,但是有您啊!或许您可以去军部为我们提供无线电作战指导。”
李谕断然拒绝:“很遗憾,我是一名中国人,没有义务为你们服务。”
有贺长雄转而说:“那么,可不可以指导无线电生产?三菱等企业已经准备自己生产无线电设备。”
李谕说:“我开发的产品都是公用,经过我LY公司的授权,任何公司都可以生产,只不过需要缴纳专利费,并且核心的三极管需要我们提供。”
有贺长雄道:“请您尽快授权!”
李谕好整以暇说:“不过公司在美国。”
有贺长雄急道:“公司是您的,您一句话不就可以授权?”
李谕笑道:“先生,你是军方的人,又是法律顾问,不可能不懂得事情有流程,贵国尚且有贵族院与议会。这位岩崎先生作为大公司的人,当然也明白公司有决策层,不是我随便一句话就可以。”
岩崎小弥太同样痴迷于获得李谕的技术,因为对军事影响太大,于是说道:“李谕先生,作为企业,您一个人能够说了算。”
李谕说:“以前的确可以,不过很遗憾的是,我刚好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了市,现在每一项重大决策都需要董事会投票通过。”
“上市?纽约交易所?”岩崎有些愣住。
“而且,背后大股东还有摩根先生。”李谕懒洋洋说。
“摩……摩根!”岩崎是搞商业的,当然听过纽交所以及摩根的大名。
李谕摊摊手:“所以喽,上市以后重大决策不是我一个人可以随便拍板。”
日本此时同样有了东京和名古屋的股票交易所,岩崎小弥太多少有所了解。但日本早年由于制度的影响,股票市场并不活跃。
李谕隐藏了掌握绝对投票权的事,岩崎小弥太并不知情。
况且就算是有绝对投票权,该走的流程仍旧要走。
有贺长雄并不太懂股市,看向岩崎小弥太:“岩崎先生,怎么说?”
岩崎小弥太咬咬牙,道:“只能等了!”然后对李谕说:“李谕先生,还望您尽快提高产量,供应帝国市场。”
李谕心中再次暗骂,去你妹的“帝国”。
有贺长雄却不死心:“李谕先生,按照达尔文主义,这是一场优胜劣汰,事关我们东方人与白种人的殊死较量,您必须要快速通融一下!”
李谕却说:“达尔文主义?这是哪门子达尔文主义?”
有贺长雄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就是当今世界的法则?”
李谕冷笑:“这可不是达尔文先生的原意,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把这套进化思想用在过社会甚至国家层面。”
有贺长雄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者。
但后世大家都明白,这完全是生搬硬套,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可以随意照搬到社会科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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