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八章 侦探鼻祖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有经济学家克拉克,还有心理学家杜威。
此前李谕委托过他研究智商测试,杜威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李谕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纪初典型的适龄儿童智力测试。
所谓“智商”,里面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这么算的:
心理年龄\/生理年龄
比如一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同的普通儿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岁儿童表现出10岁能力水平,那么这个儿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显这种测试方式只能针对儿童。如果一个60岁的人表现出30岁的能力水平,你总不能说他智商低,只有50吧?这显然不合理。
美国政府对心理学家们搞的智商测验也比较感兴趣,因为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诱因”的学说,他们准备在军队招募和学校选拔中引入智商测试。
但怎么说呢,智商测试几乎无法做到客观。
一战时期,美国军队征兵使用智商测试,发现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过,智商测试很容易带来可怕的“优生学”,美国与德国此后对大量“低智商者”进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
这东西很难控制,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测的人手中,就会变成屠刀。
而且根据博弈论模型,不管什么时代、代价多惨重,必然都会存在想要让世界大乱的不安分者。
李谕只准备用来简单证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绝不会拿来广泛测试,——民国时期也没有广泛智力测试的闲钱。
杜威搞的测试题目千奇百怪,对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很简单,主要面向6-14岁青少年,对李谕来说足够。
证明中国人智商不低,顺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民族的智商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后世无数次验证过的。
当然了,智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慢慢被淡化,毕竟一来它太难准确量化;二来容易引起歧视。
更关键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标。
与杜威的交谈中,李谕发现这位美国哲学扛把子对中国格外关注,于是问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国?”
杜威说:“是的,一个从帝制走出来的新生共和国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国学生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
李谕立刻猜到是谁:“蒋梦麟?”
杜威点头说:“蒋是个聪明的学生。我更好奇的是,无论美国大学如何挽留,这些留学生都要执意回国。
“我曾问他,纽约难道不好嘛?
“蒋说,纽约是他见过最繁华的地方。
“然后我又问,那你想一直留下吗?
“蒋却说,他必然要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
“蒋告诉我,因为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
李谕琢磨了一下最后一句话,笑道:“果然都是研究哲学的。”
杜威把蒋梦麟叫到了办公室,李谕甚至没有一眼认出他。
一番介绍后,李谕才说:“恍惚间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六七年,剪了辫子穿上西装,简直判若两人。”
蒋梦麟说:“我的辫子是上船前剪掉的,扔到了大海里,让它随波逐流而去。而且几年下来,我确实感觉自己变了个人。”
李谕说:“教育对人的作用就在这。”
蒋梦麟又说:“我还有个奇怪感觉,以前文章上都说美国这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自由,但我感觉正好相反。”
李谕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蒋梦麟道:“或许是我们在国内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权力制约。而在美国,我刚下轮船,就遇到了移民局官员和许多警察。”
李谕惊讶道:“你的观察力好敏锐,竟然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参透问题本质,学哲学和教育学太适合你了。”
蒋梦麟说:“只是个连我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的想法罢了。”
杜威说:“这位蒋同学的想法还有好多,有时我也无法解答。”
李谕说:“杜威教授更应去中国看看,中国现在虽然科学不算发达,但哲学层面绝不会让你失望。”
蒋梦麟也说:“没错,教授,您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非常契合,中国人最讲究实用。中国人拜佛讲究先有用再拜;欧美人则是先祈祷才企盼神的庇佑,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
杜威沉思道:“中国确实值得我去。”
他们今天还有课程,李谕先行告退,接着来到纽约唐人街。
司徒美堂正在安排新一波的人员招募。
“工厂加了这么多订单,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司徒美堂问道。
“或许吧,科技爆炸,人也跟着膨胀。”李谕说。
现在整个欧洲上层都剑拔弩张,每个国家对战争都表现出近乎渴望的态度,尤其法国。
法国作为欧洲大国,他一动手干德国,盟友俄国必然动手一起掐德国佬;
俄国一动手,英国绝不可能看着。
剩下那些欧洲国家就不用说,利益都互相纠缠着。
司徒美堂说:“洋人的事咱说不清,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华工进入工厂,对整个华埠都是好事,疏才兄弟给的薪水放在整个纽约都是上游。”
“大家都不容易,能帮就帮,雇佣美国人也是雇佣,还不如雇佣自己人,”李谕说,“雇佣自己人以后还可以填充国内熟练技术工人空缺,这叫师夷长技以助己。”
司徒美堂道:“疏才兄弟还是要考虑下人员分配,美国人也得招募,毕竟厂子在这。”
李谕说:“特斯拉和大卫·别克他们肯定有分寸。”
司徒美堂忙完手头的活,对李谕道:“走,简单吃个饭。”
唐人街的整体状况稍稍有所改善,华人虽然辛苦,但大都非常勤劳,即便没有很富裕的,也没几个穷到乞讨。
——这时候要能乞讨到老美这儿,绝对称得上丐帮九袋长老。
李谕发现华人街还有算命的,一些美国人也会好奇地和算命先生聊两句,不过这个算命先生好像英文不是很过关,也可能是算命术语不太容易用英文表达。
他用非常直白的英文对一个白人说:“好运道,马上就要发大财!”
白人当作吉利话。
接着一个黑人也来算命,然后算命先生立刻重复了刚才一模一样的话:“好运道,马上就要发大财!”
黑人很高兴,没想到算命先生突然指着刚才的白人,加了一句:“马上不再黑,就像他……”
老黑气得直接要掀桌子。
李谕笑道:“洋人在我们国家传教很难,我们在这边想推广周易算卦貌似也不容易。”
司徒美堂说:“洋人可不会明白周易,他们连五行都还弄不懂。”
司徒美堂带李谕在一家餐馆落座,向服务员说:“两份餐。”
服务员很快给李谕和司徒美堂各端上一份汤、一份红烧牛肉、一块苹果饼还有一杯咖啡。
司徒美堂掏出50美分递给服务员:“剩下10美分是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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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李谕委托过他研究智商测试,杜威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李谕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纪初典型的适龄儿童智力测试。
所谓“智商”,里面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这么算的:
心理年龄\/生理年龄
比如一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同的普通儿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岁儿童表现出10岁能力水平,那么这个儿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显这种测试方式只能针对儿童。如果一个60岁的人表现出30岁的能力水平,你总不能说他智商低,只有50吧?这显然不合理。
美国政府对心理学家们搞的智商测验也比较感兴趣,因为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诱因”的学说,他们准备在军队招募和学校选拔中引入智商测试。
但怎么说呢,智商测试几乎无法做到客观。
一战时期,美国军队征兵使用智商测试,发现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过,智商测试很容易带来可怕的“优生学”,美国与德国此后对大量“低智商者”进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
这东西很难控制,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测的人手中,就会变成屠刀。
而且根据博弈论模型,不管什么时代、代价多惨重,必然都会存在想要让世界大乱的不安分者。
李谕只准备用来简单证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绝不会拿来广泛测试,——民国时期也没有广泛智力测试的闲钱。
杜威搞的测试题目千奇百怪,对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很简单,主要面向6-14岁青少年,对李谕来说足够。
证明中国人智商不低,顺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民族的智商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后世无数次验证过的。
当然了,智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慢慢被淡化,毕竟一来它太难准确量化;二来容易引起歧视。
更关键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标。
与杜威的交谈中,李谕发现这位美国哲学扛把子对中国格外关注,于是问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国?”
杜威说:“是的,一个从帝制走出来的新生共和国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国学生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
李谕立刻猜到是谁:“蒋梦麟?”
杜威点头说:“蒋是个聪明的学生。我更好奇的是,无论美国大学如何挽留,这些留学生都要执意回国。
“我曾问他,纽约难道不好嘛?
“蒋说,纽约是他见过最繁华的地方。
“然后我又问,那你想一直留下吗?
“蒋却说,他必然要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
“蒋告诉我,因为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
李谕琢磨了一下最后一句话,笑道:“果然都是研究哲学的。”
杜威把蒋梦麟叫到了办公室,李谕甚至没有一眼认出他。
一番介绍后,李谕才说:“恍惚间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六七年,剪了辫子穿上西装,简直判若两人。”
蒋梦麟说:“我的辫子是上船前剪掉的,扔到了大海里,让它随波逐流而去。而且几年下来,我确实感觉自己变了个人。”
李谕说:“教育对人的作用就在这。”
蒋梦麟又说:“我还有个奇怪感觉,以前文章上都说美国这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自由,但我感觉正好相反。”
李谕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蒋梦麟道:“或许是我们在国内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权力制约。而在美国,我刚下轮船,就遇到了移民局官员和许多警察。”
李谕惊讶道:“你的观察力好敏锐,竟然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参透问题本质,学哲学和教育学太适合你了。”
蒋梦麟说:“只是个连我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的想法罢了。”
杜威说:“这位蒋同学的想法还有好多,有时我也无法解答。”
李谕说:“杜威教授更应去中国看看,中国现在虽然科学不算发达,但哲学层面绝不会让你失望。”
蒋梦麟也说:“没错,教授,您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非常契合,中国人最讲究实用。中国人拜佛讲究先有用再拜;欧美人则是先祈祷才企盼神的庇佑,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
杜威沉思道:“中国确实值得我去。”
他们今天还有课程,李谕先行告退,接着来到纽约唐人街。
司徒美堂正在安排新一波的人员招募。
“工厂加了这么多订单,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司徒美堂问道。
“或许吧,科技爆炸,人也跟着膨胀。”李谕说。
现在整个欧洲上层都剑拔弩张,每个国家对战争都表现出近乎渴望的态度,尤其法国。
法国作为欧洲大国,他一动手干德国,盟友俄国必然动手一起掐德国佬;
俄国一动手,英国绝不可能看着。
剩下那些欧洲国家就不用说,利益都互相纠缠着。
司徒美堂说:“洋人的事咱说不清,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华工进入工厂,对整个华埠都是好事,疏才兄弟给的薪水放在整个纽约都是上游。”
“大家都不容易,能帮就帮,雇佣美国人也是雇佣,还不如雇佣自己人,”李谕说,“雇佣自己人以后还可以填充国内熟练技术工人空缺,这叫师夷长技以助己。”
司徒美堂道:“疏才兄弟还是要考虑下人员分配,美国人也得招募,毕竟厂子在这。”
李谕说:“特斯拉和大卫·别克他们肯定有分寸。”
司徒美堂忙完手头的活,对李谕道:“走,简单吃个饭。”
唐人街的整体状况稍稍有所改善,华人虽然辛苦,但大都非常勤劳,即便没有很富裕的,也没几个穷到乞讨。
——这时候要能乞讨到老美这儿,绝对称得上丐帮九袋长老。
李谕发现华人街还有算命的,一些美国人也会好奇地和算命先生聊两句,不过这个算命先生好像英文不是很过关,也可能是算命术语不太容易用英文表达。
他用非常直白的英文对一个白人说:“好运道,马上就要发大财!”
白人当作吉利话。
接着一个黑人也来算命,然后算命先生立刻重复了刚才一模一样的话:“好运道,马上就要发大财!”
黑人很高兴,没想到算命先生突然指着刚才的白人,加了一句:“马上不再黑,就像他……”
老黑气得直接要掀桌子。
李谕笑道:“洋人在我们国家传教很难,我们在这边想推广周易算卦貌似也不容易。”
司徒美堂说:“洋人可不会明白周易,他们连五行都还弄不懂。”
司徒美堂带李谕在一家餐馆落座,向服务员说:“两份餐。”
服务员很快给李谕和司徒美堂各端上一份汤、一份红烧牛肉、一块苹果饼还有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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