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六十三章 泰戈尔
拉马努金倒是挺愿意和李谕聊聊天,一方面李谕名声这么大,竟然愿意和自己一个普通学生讲话,他已经很高兴;二来他感觉李谕身上真的也有种难以形容的神秘感。
这时候的印度人观念也和后世大不相同。
印度在李谕的时代是短视频平台常客,一般都是各种段子,比如“干净又卫生”,还有各种神奇的印度街头小吃。
二十一世纪的印度一般把中国当做假想敌,存在一点敌对关系。印度人也总透露着一种莫名的自信,估计是从欧洲人身上学来的。
而中国文化以及受中国影响的汉文化圈,基本都是以谦虚为美德,所以两国精英对待同一问题可能都有很大的观点差异。
铺垫了半天,是因为李谕又在伦敦见到了一位印度名人,——大诗人泰戈尔。
他与李谕一起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奖,此时也在伦敦。
不久前,伦敦的柯林斯出版社刚刚发行了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瞬间引起欧洲文学界的轰动,帮助他顺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实际上泰戈尔本人是孟加拉族的,绝大多数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包括拿诺奖的《吉檀迦利》。
不过泰戈尔的英语底子也好,毕竟这时候印度精英不可能不会英语。
所以泰戈尔自己又把《吉檀迦利》翻译成英语,虽然语言变化导致诗文的格式大变,但好在文学性没有丢失。
《吉檀迦利》在欧洲的发行非常好;而柯林斯出版社现在又获得了在英联邦国家发行星战系列的许可,有意撮合两位马上拿诺奖的人来个世纪会面。
《泰晤士报》知道后极力帮忙,因为这种事的新闻噱头足够高,欧洲对东方文化还是挺痴迷的。
出版社专门整理出了一间很有东方韵味的房间:墙上挂上了一幅中国画、桌子摆上中国瓷器和明朝香炉,里面却燃着印度香,另外还有印度风格的刺绣装潢。
主打一个乱七八糟。
李谕进屋就皱起了眉,满满的都是洋人“以为”的东方,搭配太随意无序了。
随后进屋的泰戈尔同样摇了摇头,但总归是英国地盘,他只能置之不理,微笑着对李谕说:“李谕先生,你好!虽然是初次见面,不过我早已知晓你的名字。”
李谕也微笑道:“泰戈尔先生,本人也景仰您已久。”
《泰晤士报》持有人北岩勋爵安排好了记者与摄像师,高兴地对两人说:“今年是个盛会,一届诺贝尔奖有两位东方人同时获得,是令全世界瞩目的事情!报社与杂志社请两位来,就是想让更多的世人了解你们、认识你们,并且学习你们。”
泰戈尔问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
北岩勋爵说:“有谁敢为二位定话题?两位随便聊几句就是,任何一句话都值得报纸摘录。”
李谕轻松道:“随便聊就好说了。”
两人在座位落座,李谕挪动了一下身体说:“这把太师椅一看就是从中国运过来的,在这种谈话场合用太不适合了。”
泰戈尔问道:“怎么不合适?”
李谕说:“有一种领导对下属的味道在里面。”
泰戈尔笑道:“我坐的这把印度椅子,也有类似意味。看来报社误打误撞下,倒是让我们扯平了。”
“你也认为英国人不懂印度文化?”李谕问道。
泰戈尔说:“连我自己都不懂,我可不认为他们会懂。而且上位者怎么会用心去了解下位者的文化哪?”
李谕说:“而下位者却会了解并学习上位者,乾坤易转是注定的。”
“乾坤?”泰戈尔说,“我喜欢这个中国词汇。我读过你的小说,非常有趣,处处体现了科学的思想。”
李谕顺手恭维一句:“我也读过您的诗歌,比如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泰戈尔立刻问道:“院士先生认同这种观点吗?”
李谕问道:“哲学层面?”
泰戈尔说:“就是先生的理解。”
“不能完全赞同,”李谕说,“如果只是个人的苦难,我认为确实应该坦然对待,并努力克服,这句话没有问题;但如果是社会带来的苦难,我则不赞同逆来顺受。”
“院士先生是用社会学回答问题,”泰戈尔说,“我欣赏你的角度,因为这个社会正是充满苦难的社会,不仅院士先生所在的国度,还是我生活的国度,都是如此。”
李谕问道:“先生认为如何破局?”
泰戈尔看了一眼旁边的摄影师与记者,毫不避讳地说:“我认为应该学习欧洲的技术,并且通过教育的方式推广科技知识。”
李谕说:“这与我最近听到的非暴力运动颇有不同。”
泰戈尔说:“甘地先生的革命理念我无法完全接受,因为非暴力思想的本质是对上位者存有幻想。”
李谕说:“你认为这种幻想不切实际?”
泰戈尔说:“非常不切实际!”
泰戈尔在革命思想方面与甘地的分歧很大,甘地相对而言要保守许多;以后他们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泰戈尔与国大党彻底分离。
泰戈尔接着说:“虽然贵国的对外战争一再落败,但我并不认为就是错的。我同情中国,也热爱你们的国度,你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并且迎来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前半句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调侃,不过显然后半句才是泰戈尔本意。
只是还不到结局。
李谕说:“感谢先生的认可,欢迎你去中国。”
泰戈尔说:“也感谢先生的邀请。”
这两人都是在本国文化界很有话语权的人物,其实英国人还是更喜欢甘地的方式,于是北岩勋爵咳嗽了一声:“两位,不想聊聊真理与宇宙的问题吗?”
泰戈尔做了个摊手的动作,然后对李谕说:“院士先生在科学方面有巨大成就,我很想知道,你相信神吗?我指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
印度人好像特别喜欢问这个问题。
李谕说:“我不相信人格化的神。”
泰戈尔点点头:“很有深度的话语,虽然简短,但在哲学层面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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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印度人观念也和后世大不相同。
印度在李谕的时代是短视频平台常客,一般都是各种段子,比如“干净又卫生”,还有各种神奇的印度街头小吃。
二十一世纪的印度一般把中国当做假想敌,存在一点敌对关系。印度人也总透露着一种莫名的自信,估计是从欧洲人身上学来的。
而中国文化以及受中国影响的汉文化圈,基本都是以谦虚为美德,所以两国精英对待同一问题可能都有很大的观点差异。
铺垫了半天,是因为李谕又在伦敦见到了一位印度名人,——大诗人泰戈尔。
他与李谕一起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奖,此时也在伦敦。
不久前,伦敦的柯林斯出版社刚刚发行了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瞬间引起欧洲文学界的轰动,帮助他顺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实际上泰戈尔本人是孟加拉族的,绝大多数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包括拿诺奖的《吉檀迦利》。
不过泰戈尔的英语底子也好,毕竟这时候印度精英不可能不会英语。
所以泰戈尔自己又把《吉檀迦利》翻译成英语,虽然语言变化导致诗文的格式大变,但好在文学性没有丢失。
《吉檀迦利》在欧洲的发行非常好;而柯林斯出版社现在又获得了在英联邦国家发行星战系列的许可,有意撮合两位马上拿诺奖的人来个世纪会面。
《泰晤士报》知道后极力帮忙,因为这种事的新闻噱头足够高,欧洲对东方文化还是挺痴迷的。
出版社专门整理出了一间很有东方韵味的房间:墙上挂上了一幅中国画、桌子摆上中国瓷器和明朝香炉,里面却燃着印度香,另外还有印度风格的刺绣装潢。
主打一个乱七八糟。
李谕进屋就皱起了眉,满满的都是洋人“以为”的东方,搭配太随意无序了。
随后进屋的泰戈尔同样摇了摇头,但总归是英国地盘,他只能置之不理,微笑着对李谕说:“李谕先生,你好!虽然是初次见面,不过我早已知晓你的名字。”
李谕也微笑道:“泰戈尔先生,本人也景仰您已久。”
《泰晤士报》持有人北岩勋爵安排好了记者与摄像师,高兴地对两人说:“今年是个盛会,一届诺贝尔奖有两位东方人同时获得,是令全世界瞩目的事情!报社与杂志社请两位来,就是想让更多的世人了解你们、认识你们,并且学习你们。”
泰戈尔问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
北岩勋爵说:“有谁敢为二位定话题?两位随便聊几句就是,任何一句话都值得报纸摘录。”
李谕轻松道:“随便聊就好说了。”
两人在座位落座,李谕挪动了一下身体说:“这把太师椅一看就是从中国运过来的,在这种谈话场合用太不适合了。”
泰戈尔问道:“怎么不合适?”
李谕说:“有一种领导对下属的味道在里面。”
泰戈尔笑道:“我坐的这把印度椅子,也有类似意味。看来报社误打误撞下,倒是让我们扯平了。”
“你也认为英国人不懂印度文化?”李谕问道。
泰戈尔说:“连我自己都不懂,我可不认为他们会懂。而且上位者怎么会用心去了解下位者的文化哪?”
李谕说:“而下位者却会了解并学习上位者,乾坤易转是注定的。”
“乾坤?”泰戈尔说,“我喜欢这个中国词汇。我读过你的小说,非常有趣,处处体现了科学的思想。”
李谕顺手恭维一句:“我也读过您的诗歌,比如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泰戈尔立刻问道:“院士先生认同这种观点吗?”
李谕问道:“哲学层面?”
泰戈尔说:“就是先生的理解。”
“不能完全赞同,”李谕说,“如果只是个人的苦难,我认为确实应该坦然对待,并努力克服,这句话没有问题;但如果是社会带来的苦难,我则不赞同逆来顺受。”
“院士先生是用社会学回答问题,”泰戈尔说,“我欣赏你的角度,因为这个社会正是充满苦难的社会,不仅院士先生所在的国度,还是我生活的国度,都是如此。”
李谕问道:“先生认为如何破局?”
泰戈尔看了一眼旁边的摄影师与记者,毫不避讳地说:“我认为应该学习欧洲的技术,并且通过教育的方式推广科技知识。”
李谕说:“这与我最近听到的非暴力运动颇有不同。”
泰戈尔说:“甘地先生的革命理念我无法完全接受,因为非暴力思想的本质是对上位者存有幻想。”
李谕说:“你认为这种幻想不切实际?”
泰戈尔说:“非常不切实际!”
泰戈尔在革命思想方面与甘地的分歧很大,甘地相对而言要保守许多;以后他们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泰戈尔与国大党彻底分离。
泰戈尔接着说:“虽然贵国的对外战争一再落败,但我并不认为就是错的。我同情中国,也热爱你们的国度,你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并且迎来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前半句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调侃,不过显然后半句才是泰戈尔本意。
只是还不到结局。
李谕说:“感谢先生的认可,欢迎你去中国。”
泰戈尔说:“也感谢先生的邀请。”
这两人都是在本国文化界很有话语权的人物,其实英国人还是更喜欢甘地的方式,于是北岩勋爵咳嗽了一声:“两位,不想聊聊真理与宇宙的问题吗?”
泰戈尔做了个摊手的动作,然后对李谕说:“院士先生在科学方面有巨大成就,我很想知道,你相信神吗?我指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
印度人好像特别喜欢问这个问题。
李谕说:“我不相信人格化的神。”
泰戈尔点点头:“很有深度的话语,虽然简短,但在哲学层面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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