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八章 收复
徐树铮说:“但以院士先生的影响力,一呼百应,学界与工商界必然卖您面子。”
“那就不好说了,”李谕顿了顿,“天意难违。”
徐树铮立刻说:“院士先生,您难道真要看着局势江河日下?”
李谕并不想管他们会不会倒台,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不是还有一张王牌?”
“什么王牌?”徐树铮问。
“外蒙呀,”李谕说,“你们编练了四万参战军,现在各方要求你们裁撤,既然不想裁撤,就先找个地方发泄发泄。现在的外蒙,别说四万军队,就算只有四千,他们也挡不住。”
徐树铮思忖片刻,说:“外蒙……要等一个机会。”
李谕好整以暇地说:“很快就会来了。”
徐树铮问道:“院士先生为什么如此肯定?”
李谕笑道:“连美联社那边都有了消息,他们如今非常关注苏俄,风吹草动的消息都会探寻到。”
“此话当真?”徐树铮再次确定了一下。
“我从不吹牛,你不相信就联系一下美国公使馆求证。”李谕说。
徐树铮当即起身:“我现在就回总理那!”
李谕拱手道:“祝徐将军马到成功。”
徐树铮收复外蒙,是民国一件很值得称道的胜利。
过程其实蛮顺的,几个月后,外蒙一些高层主动向北洋政府示好,说他们受够了俄国欺负,非常羡慕内蒙得到的各种优待;要是北洋政府可以承揽下他们的债务,并且给王公和喇嘛们支付俸禄,他们就愿意放弃独立。
北洋政府当然答应,一年不过一百万银圆而已。
只是后来外蒙议会又否决了议案,北洋政府立马命令徐树铮挥师北上。
这一批参战军训练得兵强马壮,一路上的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唯一阻拦的是蒙古原俄国顾问领导的白俄军队,不过他们也无法阻挡徐树铮军队的前进。此时俄国毕竟内乱重重,来不及对此作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的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外蒙的回归,让民国版图达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大值。至于之后再次脱离,就是另一码事了。
——
送走徐树铮后,李谕便来到北大,正巧鲁迅过来找《新青年》投稿,两人便随便聊了几句。
鲁迅说:“五四刚发起时,我在家中读书,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种田地,好在学生竟真的救了国。”
李谕说:“学生们也是书生,虽然不少学生有些自负,天天吵着‘要带领群众救中国’,但自古以来不就有书生救国的情节吗,可以理解。”
鲁迅感慨道:“书生救国?想想被罢免的曹、陆、章几人,也算当初一起留日的同志,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怎么了?为何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
李谕说:“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是啊,还没结束,”鲁迅叹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李谕表示赞同:“未来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与赛先生,没什么别的办法。”
胡适和蒋梦麟这时突然过来,对李谕急切地说:“糟了!蔡校长辞职走了!”
“走了?”李谕讶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蒋梦麟说,“校长只留下一句话。”
“什么?”李谕问。
蒋梦麟拿出报纸,指着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
李谕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蒋梦麟和胡适摇头道:“我们也不明白。”
李谕问向鲁迅:“周先生,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鲁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摇了摇头:“蔡校长是前清进士,学问比我好得多,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里。”
“我就说你们还是不懂吧!”辜鸿铭拄着文明杖走过来,哼了一声说,“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东西都看不懂了,还在这讲新文化?”
胡适也顾不上和他顶嘴,用恳求的语气问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长的意思?”
辜鸿铭得意地坐了下来,拿起报纸说:“你们听好了,这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著之《风俗通义》,意思是一匹好马在周边人不停地喝彩激励之下,越跑越快无法控制,最终累死在路边;至于‘民亦劳止,汽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以之判断,蔡校长是想表达自己就是那匹马,虽然赢得无数掌声,不过已身心疲惫即将致命。”
“原来如此,”胡适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学古今。”
辜鸿铭满意地说:“你们要记住,旧文化也是文化。”
蒋梦麟说:“蔡校长难道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负?”
李谕说:“蔡校长一向支持学生运动,或许是感觉到了事态不可控。不管怎样,咱们赶紧联合教师们,发电报把他请回来。”
蔡元培确实感到了一些有心无力。
五四胜利之后,很多学生过分扩张了要求,要求拥有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一旦所求不顺,动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师要是在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即马上遭罢课反对。
罢课似乎成了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也随即提出,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的活动经费也要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
当“街头政治”成为流行,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时,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抛到脑后。
没有蔡元培,还真不好管教,必须让他回来约束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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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不好说了,”李谕顿了顿,“天意难违。”
徐树铮立刻说:“院士先生,您难道真要看着局势江河日下?”
李谕并不想管他们会不会倒台,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不是还有一张王牌?”
“什么王牌?”徐树铮问。
“外蒙呀,”李谕说,“你们编练了四万参战军,现在各方要求你们裁撤,既然不想裁撤,就先找个地方发泄发泄。现在的外蒙,别说四万军队,就算只有四千,他们也挡不住。”
徐树铮思忖片刻,说:“外蒙……要等一个机会。”
李谕好整以暇地说:“很快就会来了。”
徐树铮问道:“院士先生为什么如此肯定?”
李谕笑道:“连美联社那边都有了消息,他们如今非常关注苏俄,风吹草动的消息都会探寻到。”
“此话当真?”徐树铮再次确定了一下。
“我从不吹牛,你不相信就联系一下美国公使馆求证。”李谕说。
徐树铮当即起身:“我现在就回总理那!”
李谕拱手道:“祝徐将军马到成功。”
徐树铮收复外蒙,是民国一件很值得称道的胜利。
过程其实蛮顺的,几个月后,外蒙一些高层主动向北洋政府示好,说他们受够了俄国欺负,非常羡慕内蒙得到的各种优待;要是北洋政府可以承揽下他们的债务,并且给王公和喇嘛们支付俸禄,他们就愿意放弃独立。
北洋政府当然答应,一年不过一百万银圆而已。
只是后来外蒙议会又否决了议案,北洋政府立马命令徐树铮挥师北上。
这一批参战军训练得兵强马壮,一路上的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唯一阻拦的是蒙古原俄国顾问领导的白俄军队,不过他们也无法阻挡徐树铮军队的前进。此时俄国毕竟内乱重重,来不及对此作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的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外蒙的回归,让民国版图达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大值。至于之后再次脱离,就是另一码事了。
——
送走徐树铮后,李谕便来到北大,正巧鲁迅过来找《新青年》投稿,两人便随便聊了几句。
鲁迅说:“五四刚发起时,我在家中读书,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种田地,好在学生竟真的救了国。”
李谕说:“学生们也是书生,虽然不少学生有些自负,天天吵着‘要带领群众救中国’,但自古以来不就有书生救国的情节吗,可以理解。”
鲁迅感慨道:“书生救国?想想被罢免的曹、陆、章几人,也算当初一起留日的同志,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怎么了?为何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
李谕说:“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是啊,还没结束,”鲁迅叹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李谕表示赞同:“未来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与赛先生,没什么别的办法。”
胡适和蒋梦麟这时突然过来,对李谕急切地说:“糟了!蔡校长辞职走了!”
“走了?”李谕讶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蒋梦麟说,“校长只留下一句话。”
“什么?”李谕问。
蒋梦麟拿出报纸,指着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
李谕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蒋梦麟和胡适摇头道:“我们也不明白。”
李谕问向鲁迅:“周先生,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鲁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摇了摇头:“蔡校长是前清进士,学问比我好得多,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里。”
“我就说你们还是不懂吧!”辜鸿铭拄着文明杖走过来,哼了一声说,“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东西都看不懂了,还在这讲新文化?”
胡适也顾不上和他顶嘴,用恳求的语气问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长的意思?”
辜鸿铭得意地坐了下来,拿起报纸说:“你们听好了,这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著之《风俗通义》,意思是一匹好马在周边人不停地喝彩激励之下,越跑越快无法控制,最终累死在路边;至于‘民亦劳止,汽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以之判断,蔡校长是想表达自己就是那匹马,虽然赢得无数掌声,不过已身心疲惫即将致命。”
“原来如此,”胡适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学古今。”
辜鸿铭满意地说:“你们要记住,旧文化也是文化。”
蒋梦麟说:“蔡校长难道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负?”
李谕说:“蔡校长一向支持学生运动,或许是感觉到了事态不可控。不管怎样,咱们赶紧联合教师们,发电报把他请回来。”
蔡元培确实感到了一些有心无力。
五四胜利之后,很多学生过分扩张了要求,要求拥有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一旦所求不顺,动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师要是在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即马上遭罢课反对。
罢课似乎成了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也随即提出,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的活动经费也要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
当“街头政治”成为流行,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时,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抛到脑后。
没有蔡元培,还真不好管教,必须让他回来约束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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