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一章 困难的局面
不久前,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詹天佑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防止列强以护路为名夺取铁路。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旧疾复发,虽然转回汉口医治,还是回天乏力。
武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随即展开了公祭活动。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机会也聚集了一回。
李谕与刘鸿生穿着一身黑西服到场,鞠躬献上鲜花。
一旁的张謇说:“眷诚乃国士,猝然离世,实在可惜。听说他离世后,财产没留下多少。”
李谕说:“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民国以来,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资金投入铁路建设。”
张謇做过农工商总长,说:“上头简直一塌糊涂,交通总长动辄更换,而且左右不了财政拨款。而能够筹得款项的农工商部,八年间换了接近十位总长,除了田文烈,每位总长任期平均不过六七月。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套传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设?”
李谕说:“各方势力互相斗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有所发展,根基却依旧脆弱,军阀一旦打仗,几乎一碰就碎。”
张謇叹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钱,连教育投资都没有,何谈铁路。”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个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铁路通车里程仅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铁路还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以及交通系官僚赖以存在的基础。每年铁路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洋政府时期一年的总收入也就4亿左右,占了10%之巨。
除了铁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关、盐两税。
关、盐两税民初就已经被列强控制,税款需要存入外国银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
北洋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也就是所谓的“关余”与“盐余”。
讽刺的是,恰恰因为列强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
虞洽卿也到场,鞠躬献花后,走过来说:“诸位不必如此悲观嘛!就我在上海总商会统计到的数据,工商界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战期间,李谕先生多处布局,我们同样大力发展,整体实力估计至少在战前两三倍以上。”
他说的是实际情况。
一战前国内的工业企业也就700家,资本总额不超过4亿,工人总数不超过30万人。
经过几年发展,此时国内的工业企业数量达到了1700多家,资本总额也为战前的三倍左右,工人数量则达到了七八十万。比历史上的数据好了不少。
这个增长率已经差不多是30%,绝对称得上奇迹。
要是北洋政府别弄那些幺蛾子,连年征战,国内的工商业真的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
但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李谕苦笑道:“大战结束,以前被掩盖下去的弊端肯定会一一浮出水面。虽然德国、俄国已经基本退出咱们的市场,但等英法缓过劲,洋货还会再次大规模席卷国内市场。”
虞洽卿想想也感觉不寒而栗,说道:“我已经与几位工商界人士联名,请求北洋政府降低税率,战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希望可以减少几成。”
李谕对张謇说:“季直兄,您做过工农商总长,认为有可能吗?”
张謇摇了摇头:“刚才和疏才兄弟聊起,北洋政府缺少资金来源,各地军阀更加难以控制,只能盘剥国内工商业。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虽然仅仅3%,看似不高,但每过一关就要抽2%的厘金,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虞会长,你在长江上有商船,应该熟悉。”
虞洽卿说:“走水路还好,要是走陆路,单单从重庆到成都这800多里,就有20处税卡,一批货物运过去,交的税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
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使绊子。
张謇说:“反观洋货,北洋政府明文规定,外资企业只要缴纳2.5%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
“如果是进口过来的洋货,则只需要缴纳7.5%关税,有时候连这个税率都达不到。
“如此设置对国货伤害很大,税负重重的国货根本无力与洋货抗衡。
“例如百姓寻常购买的食糖,本土生产的销售价格竟然要在日本食糖之上。就算百姓抵制日货,有拳拳爱国之心,但北洋政府这般消磨百姓热情,早晚还是要被日货侵占。”
一旁的刘鸿生说:“本人熟悉煤炭生意,给英商开滦煤矿做过多年买办,熟悉价格。开滦煤矿每吨煤成本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占成本的17.8%左右。
“而本应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每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
“之前各地工业发展迅猛,对这个价格可能没有那么敏感,而一旦经济发展稍微放缓,英商的煤炭优势将无限放大。”
面粉大王荣宗敬又说:“不止工商业,农业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本来安徽与河南的小麦可以走从津浦路直运上海,供应面粉工业所需的原料。但从蚌埠起运,每担运费2两,并且时间无法保证,有时竟长达一年!但跨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小麦,每担运费不过4钱。就算没看过世界地图,也应该知道美国在万里之遥。如此悬殊,何其荒唐!
“即便铁路运力紧张,总能腾出车皮,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交通部批准此事。”
工商业相比农业总归要好一些,他们这些商界大佬都怨声载道,不堪重负,普通农民的情况可想而知。
田赋易于估计,征收方便,农民无处逃避,向来是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自然也是军阀们的重要财源。
其中最坑害农民的是所谓田赋“预征”,就是提前收田赋,你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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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随即展开了公祭活动。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机会也聚集了一回。
李谕与刘鸿生穿着一身黑西服到场,鞠躬献上鲜花。
一旁的张謇说:“眷诚乃国士,猝然离世,实在可惜。听说他离世后,财产没留下多少。”
李谕说:“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民国以来,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资金投入铁路建设。”
张謇做过农工商总长,说:“上头简直一塌糊涂,交通总长动辄更换,而且左右不了财政拨款。而能够筹得款项的农工商部,八年间换了接近十位总长,除了田文烈,每位总长任期平均不过六七月。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套传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设?”
李谕说:“各方势力互相斗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有所发展,根基却依旧脆弱,军阀一旦打仗,几乎一碰就碎。”
张謇叹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钱,连教育投资都没有,何谈铁路。”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个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铁路通车里程仅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铁路还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以及交通系官僚赖以存在的基础。每年铁路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洋政府时期一年的总收入也就4亿左右,占了10%之巨。
除了铁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关、盐两税。
关、盐两税民初就已经被列强控制,税款需要存入外国银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
北洋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也就是所谓的“关余”与“盐余”。
讽刺的是,恰恰因为列强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
虞洽卿也到场,鞠躬献花后,走过来说:“诸位不必如此悲观嘛!就我在上海总商会统计到的数据,工商界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战期间,李谕先生多处布局,我们同样大力发展,整体实力估计至少在战前两三倍以上。”
他说的是实际情况。
一战前国内的工业企业也就700家,资本总额不超过4亿,工人总数不超过30万人。
经过几年发展,此时国内的工业企业数量达到了1700多家,资本总额也为战前的三倍左右,工人数量则达到了七八十万。比历史上的数据好了不少。
这个增长率已经差不多是30%,绝对称得上奇迹。
要是北洋政府别弄那些幺蛾子,连年征战,国内的工商业真的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
但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李谕苦笑道:“大战结束,以前被掩盖下去的弊端肯定会一一浮出水面。虽然德国、俄国已经基本退出咱们的市场,但等英法缓过劲,洋货还会再次大规模席卷国内市场。”
虞洽卿想想也感觉不寒而栗,说道:“我已经与几位工商界人士联名,请求北洋政府降低税率,战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希望可以减少几成。”
李谕对张謇说:“季直兄,您做过工农商总长,认为有可能吗?”
张謇摇了摇头:“刚才和疏才兄弟聊起,北洋政府缺少资金来源,各地军阀更加难以控制,只能盘剥国内工商业。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虽然仅仅3%,看似不高,但每过一关就要抽2%的厘金,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虞会长,你在长江上有商船,应该熟悉。”
虞洽卿说:“走水路还好,要是走陆路,单单从重庆到成都这800多里,就有20处税卡,一批货物运过去,交的税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
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使绊子。
张謇说:“反观洋货,北洋政府明文规定,外资企业只要缴纳2.5%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
“如果是进口过来的洋货,则只需要缴纳7.5%关税,有时候连这个税率都达不到。
“如此设置对国货伤害很大,税负重重的国货根本无力与洋货抗衡。
“例如百姓寻常购买的食糖,本土生产的销售价格竟然要在日本食糖之上。就算百姓抵制日货,有拳拳爱国之心,但北洋政府这般消磨百姓热情,早晚还是要被日货侵占。”
一旁的刘鸿生说:“本人熟悉煤炭生意,给英商开滦煤矿做过多年买办,熟悉价格。开滦煤矿每吨煤成本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占成本的17.8%左右。
“而本应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每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
“之前各地工业发展迅猛,对这个价格可能没有那么敏感,而一旦经济发展稍微放缓,英商的煤炭优势将无限放大。”
面粉大王荣宗敬又说:“不止工商业,农业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本来安徽与河南的小麦可以走从津浦路直运上海,供应面粉工业所需的原料。但从蚌埠起运,每担运费2两,并且时间无法保证,有时竟长达一年!但跨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小麦,每担运费不过4钱。就算没看过世界地图,也应该知道美国在万里之遥。如此悬殊,何其荒唐!
“即便铁路运力紧张,总能腾出车皮,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交通部批准此事。”
工商业相比农业总归要好一些,他们这些商界大佬都怨声载道,不堪重负,普通农民的情况可想而知。
田赋易于估计,征收方便,农民无处逃避,向来是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自然也是军阀们的重要财源。
其中最坑害农民的是所谓田赋“预征”,就是提前收田赋,你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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