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章 名声的麻烦
一周后,李谕再次和卢瑟福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
“螺线管容易烧毁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卡皮察洋洋得意道。
卢瑟福惊讶道:“真的?”
“今天已经开机做过好几次测试。”卡皮察说。
“有点厉害!”卢瑟福端详了一会儿,不禁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卡皮察说:“很简单,既然无法快速对螺线管降温,那就想办法快速断电呗,在螺线管未被烧毁时断电不就行了?”
“果然是个实验天才!”卢瑟福彻底折服,这种变通的脑子最适合做实验,于是果断道,“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卡文迪许实验室录取了!”
卡皮察两眼放光,兴奋道:“谢谢主任!谢谢院士先生!”
卡文迪许实验室是卡皮察人生的转折点,卢瑟福绝对是他的贵人。
短短两三年中,卡皮察就表现出非常强的物理天赋,卢瑟福申请资金专门给他建了一座“蒙德实验室”搞低温研究,卡皮察本人是实验室的主任。
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段子,也源自卡皮察:卡皮察对机械方面很有见解,一个厂长请他去检修一台贵重的机器,报酬是1000英镑。卡皮察看了看,随手捡起一个榔头,在主轴上敲了一下,结果机器就好了。
厂长立马后悔,一榔头怎么值1000英镑?
卡皮察说:“敲一下付1英镑就够,但知道敲在哪,价值999英镑。”
他当上实验室主任后,在剑桥越发春风得意,甚至结识了一位美女老乡,还是他在苏联时期一位同事的闺女,两人立刻坠入情网,很快结了婚。
剑桥也聘请他成为讲师,不过卡皮察讲课挺奇怪,动不动前后矛盾,学生要是问他为什么,卡皮察就说:“我是故意的,否则你们拿什么思考?”
而且他讲课过程中有时艰深晦涩,有时又像大白话。
对此他有一句非常经典且有内涵的解释:“我一直试图让95%的人听懂5%的内容,让5%的人听懂95%的内容。”
不过这老哥在1934年返回苏联看望母亲时,突然被斯大林扣下,不准再前往英国。
卢瑟福通过私人关系向苏联驻英国大使求援,结果对方的回答是:“你们英国希望有个卡皮察,我们苏联也希望有个卢瑟福。”
人肯定回不来了,为了他的科学前程,卢瑟福果断把蒙德实验室的设备全部寄往莫斯科,而且此后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临终前十天,卢瑟福还给卡皮察寄去了最后一封信。
万幸的是,卡皮察没有辜负“幼儿园园长”的期望,在莫斯科成功搞出了液氮的超流动现象,也是他今后获得诺奖的成就。
苏联方面当然也很重视卡皮察,给他的地位很高,在苏联科学界是领头的几个人之一。
大清洗时期,另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朗道被抓,还是卡皮察托人保举出来的。
到了二战后期,慈父斯大林同志要求卡皮察造原子弹,卡皮察拒绝了,他不愿意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被撤了职。直到斯大林过世,才恢复原职。
不过总体看,卡皮察的人生轨迹还是很不错的。
——
在科学界同样打响名声的爱因斯坦,也受邀来到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见到了李谕、卢瑟福、汤姆逊几人。
卢瑟福问道:“爱因斯坦教授,你不是昨天就到了,先四处欣赏了欣赏英国美景吗?”
“我是有这个想法,”爱因斯坦说,“不过刚到码头,魏茨曼就拦下我。我已经够低调了,坐的是二等舱,他竟然还能在人群中一眼找到我。”
李谕说:“可能是你的发型太特殊。”
“我应该戴上帽子的!”爱因斯坦惋惜道。
汤姆逊问:“魏茨曼?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是的,”爱因斯坦说,“自从欧洲大战结束后,德国的反犹形势非常严峻,应该说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我在其中甚至发现了相对性原理的另一个应用——在德国我被说成‘德国科学家’,但在英国我又被说成‘瑞士的犹太人’。倘若我命中注定就该扮演一个惹人嫌的角色,我就该被德国人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而在英国人看来,我又成了‘德国科学家’!”
汤姆逊扶了扶眼镜:“这并不能代表科学界的看法。”
“我知道,”爱因斯坦说,“但令人感到不祥的是,在德国也有一小群人,而且力量正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有意无意中把我说成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
这是一个不太友好的信号。
汤姆逊说:“包括莱纳德先生?”
爱因斯坦叹了口气:“还有维恩教授、斯塔克教授。”
这几个都是院士级别,而且很多还有诺奖在身,势力很大。
爱因斯坦继续说:“我又不像哈伯那样,试图竭力抹去自己犹太人的身份,甚至皈依基督教,以求彻彻底底同化成一个德国人。他曾劝我这么做,但我做不到。”
李谕问道:“那么你准备加入魏茨曼的复国组织?”
爱因斯坦说:“暂时勉强答应吧,但从做人的角度上讲,我反对民族主义。”
他和吕碧城一样,是个世界主义者。
二十世纪初各种思潮太多,站在哪个角度的都有。
汤姆逊绕开这个有些涉嫌政治的话题,对他说:“还是讲讲相对论吧,现在全英国都在讨论相对论,反对的人也有很多,提出了很多问题想让你回答。”
他拿出一份小报,上面写着一个问题:“既然光速不变,那么如果他前后相隔几秒钟,朝对面的墙射出两道光,前部分光相对于后半部分光的光速仍为c,那么前部分光岂不是越跑越远?”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的人明显不懂数学,应该……”
李谕打断他:“你真想回复?”
“不应该回复吗?”爱因斯坦问。
李谕说:“这种问题回答了也没有用,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就不要指望他能看懂解释了。”
爱因斯坦说:“那不就任由他们诋毁我的理论了?”
李谕笑道:“你正眼看他们一眼,你就输了。”
这句话还是李谕当年听德云社相声时,郭德纲说的:“比如我和火箭专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得烧柴,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是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爱因斯坦也琢磨过来味儿了:“说得没错,我哪有这种精力!以后还要和德国科学院的几个反对相对论的大院士辩论。”
汤姆逊说:“这些胡言乱语的人你可以不管,但听说你来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希望当面问问你关于相对论的一个问题。”
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全英国教会的主教长。
“大主教?”爱因斯坦讶道,“我能不能拒绝?”
“恐怕不行,”汤姆逊说,“大主教今天下午就会抵达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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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线管容易烧毁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卡皮察洋洋得意道。
卢瑟福惊讶道:“真的?”
“今天已经开机做过好几次测试。”卡皮察说。
“有点厉害!”卢瑟福端详了一会儿,不禁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卡皮察说:“很简单,既然无法快速对螺线管降温,那就想办法快速断电呗,在螺线管未被烧毁时断电不就行了?”
“果然是个实验天才!”卢瑟福彻底折服,这种变通的脑子最适合做实验,于是果断道,“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卡文迪许实验室录取了!”
卡皮察两眼放光,兴奋道:“谢谢主任!谢谢院士先生!”
卡文迪许实验室是卡皮察人生的转折点,卢瑟福绝对是他的贵人。
短短两三年中,卡皮察就表现出非常强的物理天赋,卢瑟福申请资金专门给他建了一座“蒙德实验室”搞低温研究,卡皮察本人是实验室的主任。
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段子,也源自卡皮察:卡皮察对机械方面很有见解,一个厂长请他去检修一台贵重的机器,报酬是1000英镑。卡皮察看了看,随手捡起一个榔头,在主轴上敲了一下,结果机器就好了。
厂长立马后悔,一榔头怎么值1000英镑?
卡皮察说:“敲一下付1英镑就够,但知道敲在哪,价值999英镑。”
他当上实验室主任后,在剑桥越发春风得意,甚至结识了一位美女老乡,还是他在苏联时期一位同事的闺女,两人立刻坠入情网,很快结了婚。
剑桥也聘请他成为讲师,不过卡皮察讲课挺奇怪,动不动前后矛盾,学生要是问他为什么,卡皮察就说:“我是故意的,否则你们拿什么思考?”
而且他讲课过程中有时艰深晦涩,有时又像大白话。
对此他有一句非常经典且有内涵的解释:“我一直试图让95%的人听懂5%的内容,让5%的人听懂95%的内容。”
不过这老哥在1934年返回苏联看望母亲时,突然被斯大林扣下,不准再前往英国。
卢瑟福通过私人关系向苏联驻英国大使求援,结果对方的回答是:“你们英国希望有个卡皮察,我们苏联也希望有个卢瑟福。”
人肯定回不来了,为了他的科学前程,卢瑟福果断把蒙德实验室的设备全部寄往莫斯科,而且此后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临终前十天,卢瑟福还给卡皮察寄去了最后一封信。
万幸的是,卡皮察没有辜负“幼儿园园长”的期望,在莫斯科成功搞出了液氮的超流动现象,也是他今后获得诺奖的成就。
苏联方面当然也很重视卡皮察,给他的地位很高,在苏联科学界是领头的几个人之一。
大清洗时期,另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朗道被抓,还是卡皮察托人保举出来的。
到了二战后期,慈父斯大林同志要求卡皮察造原子弹,卡皮察拒绝了,他不愿意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被撤了职。直到斯大林过世,才恢复原职。
不过总体看,卡皮察的人生轨迹还是很不错的。
——
在科学界同样打响名声的爱因斯坦,也受邀来到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见到了李谕、卢瑟福、汤姆逊几人。
卢瑟福问道:“爱因斯坦教授,你不是昨天就到了,先四处欣赏了欣赏英国美景吗?”
“我是有这个想法,”爱因斯坦说,“不过刚到码头,魏茨曼就拦下我。我已经够低调了,坐的是二等舱,他竟然还能在人群中一眼找到我。”
李谕说:“可能是你的发型太特殊。”
“我应该戴上帽子的!”爱因斯坦惋惜道。
汤姆逊问:“魏茨曼?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是的,”爱因斯坦说,“自从欧洲大战结束后,德国的反犹形势非常严峻,应该说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我在其中甚至发现了相对性原理的另一个应用——在德国我被说成‘德国科学家’,但在英国我又被说成‘瑞士的犹太人’。倘若我命中注定就该扮演一个惹人嫌的角色,我就该被德国人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而在英国人看来,我又成了‘德国科学家’!”
汤姆逊扶了扶眼镜:“这并不能代表科学界的看法。”
“我知道,”爱因斯坦说,“但令人感到不祥的是,在德国也有一小群人,而且力量正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有意无意中把我说成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
这是一个不太友好的信号。
汤姆逊说:“包括莱纳德先生?”
爱因斯坦叹了口气:“还有维恩教授、斯塔克教授。”
这几个都是院士级别,而且很多还有诺奖在身,势力很大。
爱因斯坦继续说:“我又不像哈伯那样,试图竭力抹去自己犹太人的身份,甚至皈依基督教,以求彻彻底底同化成一个德国人。他曾劝我这么做,但我做不到。”
李谕问道:“那么你准备加入魏茨曼的复国组织?”
爱因斯坦说:“暂时勉强答应吧,但从做人的角度上讲,我反对民族主义。”
他和吕碧城一样,是个世界主义者。
二十世纪初各种思潮太多,站在哪个角度的都有。
汤姆逊绕开这个有些涉嫌政治的话题,对他说:“还是讲讲相对论吧,现在全英国都在讨论相对论,反对的人也有很多,提出了很多问题想让你回答。”
他拿出一份小报,上面写着一个问题:“既然光速不变,那么如果他前后相隔几秒钟,朝对面的墙射出两道光,前部分光相对于后半部分光的光速仍为c,那么前部分光岂不是越跑越远?”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的人明显不懂数学,应该……”
李谕打断他:“你真想回复?”
“不应该回复吗?”爱因斯坦问。
李谕说:“这种问题回答了也没有用,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就不要指望他能看懂解释了。”
爱因斯坦说:“那不就任由他们诋毁我的理论了?”
李谕笑道:“你正眼看他们一眼,你就输了。”
这句话还是李谕当年听德云社相声时,郭德纲说的:“比如我和火箭专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得烧柴,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是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爱因斯坦也琢磨过来味儿了:“说得没错,我哪有这种精力!以后还要和德国科学院的几个反对相对论的大院士辩论。”
汤姆逊说:“这些胡言乱语的人你可以不管,但听说你来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希望当面问问你关于相对论的一个问题。”
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全英国教会的主教长。
“大主教?”爱因斯坦讶道,“我能不能拒绝?”
“恐怕不行,”汤姆逊说,“大主教今天下午就会抵达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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