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六章 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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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按照胡适的分类,属于旧文化人,不过学问确实很高,明年就会进入清华刚刚成立的国学院,位列四大导师之一。
四大导师中还有梁启超。而最近,李谕就收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发来的消息:泰戈尔到中国了。
泰戈尔首先抵达的是上海港,负责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也是此后泰戈尔的翻译。
不过泰戈尔的访华,显然没有此前杜威、罗素,以及李谕请来的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影响大,甚至早在他还没抵达港口时,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对了。
比如年轻的茅盾,提前发表文章,警告那些涌向码头的崇拜者,不要被泰戈尔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辞所迷惑。茅盾写道: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等泰戈尔抵达码头后,就进行了一番演讲,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泰戈尔不仅吹捧“东方文明最为健全”的传统观点,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而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立场;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李谕绝不会容许有人眼高手低,吹嘘精神高于物质,那不就是否定中国人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这天正好还是梁启超的生日,他邀请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谕带着礼物登门祝贺。
梁启超高兴道:“东方获得诺贝尔奖的没有几位,今天竟有两人到了我家,一句蓬荜生辉不过如此!”
泰戈尔说:“巧的是,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李谕先生也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李谕就和泰戈尔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胡适说:“就算鄙人不研究科学,也能看得出,李谕先生距离获得下次诺奖不远了。”
李谕笑道:“那是评委会的决定。”
梁启超与泰戈尔的观点比较接近,对他说:“我从报纸上看到照片,老先生身旁站着林徽因以及徐志摩,林姑娘貌美如花,和老诗人携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简直有如松竹梅三友图。”
泰戈尔对这两个年轻人赞誉有加:“他们的英文非常好,学识也异常渊博,几乎超过了他们的年纪。”
梁启超说:“先生好像还没个中文名字,宣传范围不够广,不如在下给先生取个中文名如何?”
泰戈尔欣然接受:“再好不过。”
梁启超说:“老诗人的名字按照原文,有太阳和雷之意,又可引申为如日之长、有雷之震,若用中文简要表述……震旦二字极妙。另外,老诗人所在印度国,古称天竺,可以此为姓,即竺震旦。”
泰戈尔听完解释,非常喜欢:“不知道梁先生的生日,却还劳烦先生帮我起了一个中文名,感激万分!”
貌似这个名字根本没啥知名度……
吃了一会儿饭,李谕想到最近知识界对泰戈尔的非议,于是说:“泰戈尔先生,现在你能体会到中国知识界的百家争鸣了吧?”
“百家争鸣?”泰戈尔说。
李谕给他解释了一下战国时期的情况,然后说:“现在的中国有点类似,抱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大家直言不讳。所以,有人不喜欢先生,其实很正常,反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泰戈尔恍然:“原来是这样!那我确实要表达欣赏之情。可惜在印度国,有无数思想,却没有争鸣。”
这话听着还挺悲哀的……毕竟印度已经被英国殖民太久。
梁启超本来还为如何缓解最近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攻击而发愁,没想到李谕一句话就解开了,高兴道:“疏才说得很对!既然泰戈尔先生有自己的思想,坚持这种理念,就是百家争鸣的一家!”
泰戈尔随即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自始至终都认为,人生并不限于用智力体力征服世界,那样的征服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而在体力和智力之外,人还有精神,这是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奥的生命存在形式。”
“好!”梁启超举起酒杯,“让我们为精神世界,干一杯!”
泰戈尔在中国待了两个月后才离开,虽然受到了很多质疑,但老诗人对中国印象还是非常好的。徐志摩一直送行到日本,离别之际,徐志摩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大诗人回答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
只能说他非常坚信自己的理念。
而中国人,同样更相信自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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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按照胡适的分类,属于旧文化人,不过学问确实很高,明年就会进入清华刚刚成立的国学院,位列四大导师之一。
四大导师中还有梁启超。而最近,李谕就收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发来的消息:泰戈尔到中国了。
泰戈尔首先抵达的是上海港,负责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也是此后泰戈尔的翻译。
不过泰戈尔的访华,显然没有此前杜威、罗素,以及李谕请来的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影响大,甚至早在他还没抵达港口时,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对了。
比如年轻的茅盾,提前发表文章,警告那些涌向码头的崇拜者,不要被泰戈尔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辞所迷惑。茅盾写道: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等泰戈尔抵达码头后,就进行了一番演讲,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泰戈尔不仅吹捧“东方文明最为健全”的传统观点,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而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立场;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李谕绝不会容许有人眼高手低,吹嘘精神高于物质,那不就是否定中国人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这天正好还是梁启超的生日,他邀请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谕带着礼物登门祝贺。
梁启超高兴道:“东方获得诺贝尔奖的没有几位,今天竟有两人到了我家,一句蓬荜生辉不过如此!”
泰戈尔说:“巧的是,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李谕先生也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李谕就和泰戈尔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胡适说:“就算鄙人不研究科学,也能看得出,李谕先生距离获得下次诺奖不远了。”
李谕笑道:“那是评委会的决定。”
梁启超与泰戈尔的观点比较接近,对他说:“我从报纸上看到照片,老先生身旁站着林徽因以及徐志摩,林姑娘貌美如花,和老诗人携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简直有如松竹梅三友图。”
泰戈尔对这两个年轻人赞誉有加:“他们的英文非常好,学识也异常渊博,几乎超过了他们的年纪。”
梁启超说:“先生好像还没个中文名字,宣传范围不够广,不如在下给先生取个中文名如何?”
泰戈尔欣然接受:“再好不过。”
梁启超说:“老诗人的名字按照原文,有太阳和雷之意,又可引申为如日之长、有雷之震,若用中文简要表述……震旦二字极妙。另外,老诗人所在印度国,古称天竺,可以此为姓,即竺震旦。”
泰戈尔听完解释,非常喜欢:“不知道梁先生的生日,却还劳烦先生帮我起了一个中文名,感激万分!”
貌似这个名字根本没啥知名度……
吃了一会儿饭,李谕想到最近知识界对泰戈尔的非议,于是说:“泰戈尔先生,现在你能体会到中国知识界的百家争鸣了吧?”
“百家争鸣?”泰戈尔说。
李谕给他解释了一下战国时期的情况,然后说:“现在的中国有点类似,抱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大家直言不讳。所以,有人不喜欢先生,其实很正常,反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泰戈尔恍然:“原来是这样!那我确实要表达欣赏之情。可惜在印度国,有无数思想,却没有争鸣。”
这话听着还挺悲哀的……毕竟印度已经被英国殖民太久。
梁启超本来还为如何缓解最近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攻击而发愁,没想到李谕一句话就解开了,高兴道:“疏才说得很对!既然泰戈尔先生有自己的思想,坚持这种理念,就是百家争鸣的一家!”
泰戈尔随即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自始至终都认为,人生并不限于用智力体力征服世界,那样的征服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而在体力和智力之外,人还有精神,这是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奥的生命存在形式。”
“好!”梁启超举起酒杯,“让我们为精神世界,干一杯!”
泰戈尔在中国待了两个月后才离开,虽然受到了很多质疑,但老诗人对中国印象还是非常好的。徐志摩一直送行到日本,离别之际,徐志摩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大诗人回答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
只能说他非常坚信自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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