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八章 汽修天才王淦昌
李谕再次前往上海时,胡适同行,他要继续前往杭州养病。
火车上还有英国公使馆参赞哈丁及日本公使馆参赞佐分利贞男。
佐分利贞男说:“胡博士,芳泽公使已经看到您那篇关于对日关系的演讲,他非常欣赏。”
胡适说:“我也是受到日本学术圈‘中日互助’的思想所启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交流的领域。”
佐分利贞男说:“请胡博士赐教。”
胡适说:“现在的中国,充斥着对日本的排斥思想。如果日本人想要真正达成‘中日互助’,就应力求使中国人懂得日本文化。因为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虽然是最多的,却没有几人能像周作人先生那样真正赏识日本的核心文化。这就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根本原因。假如留日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那么中国人便不会再排日,中日也会亲善。”
“胡博士真知灼见!”佐分利贞男大为赞同,旋即叹道,“可惜日本教育界没有太大话语权,影响不了日本的政策走向。”
李谕听完胡适的话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佐分利贞男耳朵和狗一样灵,竟然听到了,于是说:“院士先生有高见?”
李谕说:“如果在国耻日说出这些话,中国的大众可不会同意。”
佐分利贞男是个政客,立刻说:“我们要向前看,不要总是着眼于过去。”
他这话还不如放个屁,向前看?日本侵华?
胡适也摇头说:“两年前,我曾在清华举行了一次演讲,题为‘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那是我第一次在演讲台上聊政治,当时我就说,不要因纪念过去而忘记了现在;而且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可惜没有多少人理解我的苦心,台下的学生嘘声一片。”
李谕问道:“胡博士,您就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台下嘘声一片?为什么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胡适说:“我当时只是觉得这篇演说似乎不太受欢迎。”
幸亏不受欢迎,也不可能受欢迎!李谕心想。
“胡博士,我劝您还是多研究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然后再去谈政治,”李谕说,“或者最好少谈政治,任公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任公已经不再趟政治的浑水。”
胡适最多就是个文化人,压根没搞政治的本事。要是他从政,到不了日本侵华,就会把东北送给日本以求所谓的“中日亲善”。
三十年代他就是那么给蒋校长建议的,还想做驻日大使……
当然,蒋校长不可能听他的。
佐分利贞男却说:“贵国的政坛上军人太多,我们一直认为,多一点胡博士这样有文化的人将更好,我们与贵国的谈判也能顺畅很多。最少他不会像段祺瑞、曹锟这些军人那样滑头。”
李谕淡淡一笑,打住这个话题:“政治上的事,你们还是自己努力吧。”
说起来,这个佐分利贞男挺搞笑的。
之前段祺瑞不是搞了个“西原借款”嘛,数额庞大,1.45亿日元,相当于一半多的马关条约赔款。
段祺瑞借到钱后,没多久就下台了,后面的各届政府都不认这笔借款。
日本就让佐分利贞男去讨债,那时他已是驻华公使。
佐分利贞男先找段祺瑞,段祺瑞两手一摊:我都下台了,说话不算数!
佐分利贞男又去找担保人张作霖。张作霖一个土匪出身的,怎么可能从他嘴里扣出一个子儿?
果然,张作霖直接耍“无赖”,说自己压根不知情,担保?你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吗?担保个巴子!
北伐胜利之后,佐分利贞男又找老蒋讨债,还带了当年段祺瑞签的几份密约。
老蒋对此大摇其头,说当时孙先生就拒绝承认,而且发过声明,北洋政府所欠外债与南京方面无关。
老蒋这句话说得没啥毛病,从法理上讲,日本确实不占理。
但佐分利贞男是个狠人,不还钱是吧?行!老子上吊给你们看!
额,佐分利公使没说大话,他真的上吊自尽了!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讨债而死的高级外交官。
英国参赞哈丁说:“总谈政治确实没什么意思。之前我与本国几位教授聊起一个问题,没有聊出结果,我想问问两位,就是,中国这一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
胡适说:“我不认同哈丁参赞的话,中国的进步其实很多。”
哈丁说:“难道清朝的文化比盛唐还要强?”
胡适说:“自然!唐朝的文化被史家过誉了,尤其是外国学者。而正是唐朝以后的文化被过度污蔑,导致大家都以为唐朝以后中国没有进步。总体而言,清代的学术是足以压倒千古的。”
这些话胡适在很多场合都进行过阐述,包括清华、协和等名校的演讲。
哈丁说:“胡博士倡导的不是新文化嘛?”
胡适说:“没错,但这是两码事。我们自然更应该追寻伟岸的西方文化,学为己用。”
从胡适的话里,就能听出很多矛盾。
毫无疑问,胡博士是非常崇尚西方文化的,尤其欧美,他对日本可能还不是很看得上。
而另一方面,胡博士又因为学问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圈,这就导致他不可能融入他心中的“世界中心”。
用傅斯年的话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
所以就导致胡适很像一个“外国传教士”。
记得鲁迅在一本书中评价:“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这句话非常适合一些中西之间的边缘人。
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方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因此世界主义者胡适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
到了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先生曾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当年读书的地方。可对方却微笑一下反问了一句非常酸的话:“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那种对胡造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唐先生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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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还有英国公使馆参赞哈丁及日本公使馆参赞佐分利贞男。
佐分利贞男说:“胡博士,芳泽公使已经看到您那篇关于对日关系的演讲,他非常欣赏。”
胡适说:“我也是受到日本学术圈‘中日互助’的思想所启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交流的领域。”
佐分利贞男说:“请胡博士赐教。”
胡适说:“现在的中国,充斥着对日本的排斥思想。如果日本人想要真正达成‘中日互助’,就应力求使中国人懂得日本文化。因为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虽然是最多的,却没有几人能像周作人先生那样真正赏识日本的核心文化。这就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根本原因。假如留日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那么中国人便不会再排日,中日也会亲善。”
“胡博士真知灼见!”佐分利贞男大为赞同,旋即叹道,“可惜日本教育界没有太大话语权,影响不了日本的政策走向。”
李谕听完胡适的话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佐分利贞男耳朵和狗一样灵,竟然听到了,于是说:“院士先生有高见?”
李谕说:“如果在国耻日说出这些话,中国的大众可不会同意。”
佐分利贞男是个政客,立刻说:“我们要向前看,不要总是着眼于过去。”
他这话还不如放个屁,向前看?日本侵华?
胡适也摇头说:“两年前,我曾在清华举行了一次演讲,题为‘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那是我第一次在演讲台上聊政治,当时我就说,不要因纪念过去而忘记了现在;而且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可惜没有多少人理解我的苦心,台下的学生嘘声一片。”
李谕问道:“胡博士,您就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台下嘘声一片?为什么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胡适说:“我当时只是觉得这篇演说似乎不太受欢迎。”
幸亏不受欢迎,也不可能受欢迎!李谕心想。
“胡博士,我劝您还是多研究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然后再去谈政治,”李谕说,“或者最好少谈政治,任公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任公已经不再趟政治的浑水。”
胡适最多就是个文化人,压根没搞政治的本事。要是他从政,到不了日本侵华,就会把东北送给日本以求所谓的“中日亲善”。
三十年代他就是那么给蒋校长建议的,还想做驻日大使……
当然,蒋校长不可能听他的。
佐分利贞男却说:“贵国的政坛上军人太多,我们一直认为,多一点胡博士这样有文化的人将更好,我们与贵国的谈判也能顺畅很多。最少他不会像段祺瑞、曹锟这些军人那样滑头。”
李谕淡淡一笑,打住这个话题:“政治上的事,你们还是自己努力吧。”
说起来,这个佐分利贞男挺搞笑的。
之前段祺瑞不是搞了个“西原借款”嘛,数额庞大,1.45亿日元,相当于一半多的马关条约赔款。
段祺瑞借到钱后,没多久就下台了,后面的各届政府都不认这笔借款。
日本就让佐分利贞男去讨债,那时他已是驻华公使。
佐分利贞男先找段祺瑞,段祺瑞两手一摊:我都下台了,说话不算数!
佐分利贞男又去找担保人张作霖。张作霖一个土匪出身的,怎么可能从他嘴里扣出一个子儿?
果然,张作霖直接耍“无赖”,说自己压根不知情,担保?你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吗?担保个巴子!
北伐胜利之后,佐分利贞男又找老蒋讨债,还带了当年段祺瑞签的几份密约。
老蒋对此大摇其头,说当时孙先生就拒绝承认,而且发过声明,北洋政府所欠外债与南京方面无关。
老蒋这句话说得没啥毛病,从法理上讲,日本确实不占理。
但佐分利贞男是个狠人,不还钱是吧?行!老子上吊给你们看!
额,佐分利公使没说大话,他真的上吊自尽了!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讨债而死的高级外交官。
英国参赞哈丁说:“总谈政治确实没什么意思。之前我与本国几位教授聊起一个问题,没有聊出结果,我想问问两位,就是,中国这一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
胡适说:“我不认同哈丁参赞的话,中国的进步其实很多。”
哈丁说:“难道清朝的文化比盛唐还要强?”
胡适说:“自然!唐朝的文化被史家过誉了,尤其是外国学者。而正是唐朝以后的文化被过度污蔑,导致大家都以为唐朝以后中国没有进步。总体而言,清代的学术是足以压倒千古的。”
这些话胡适在很多场合都进行过阐述,包括清华、协和等名校的演讲。
哈丁说:“胡博士倡导的不是新文化嘛?”
胡适说:“没错,但这是两码事。我们自然更应该追寻伟岸的西方文化,学为己用。”
从胡适的话里,就能听出很多矛盾。
毫无疑问,胡博士是非常崇尚西方文化的,尤其欧美,他对日本可能还不是很看得上。
而另一方面,胡博士又因为学问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圈,这就导致他不可能融入他心中的“世界中心”。
用傅斯年的话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
所以就导致胡适很像一个“外国传教士”。
记得鲁迅在一本书中评价:“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这句话非常适合一些中西之间的边缘人。
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方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因此世界主义者胡适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
到了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先生曾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当年读书的地方。可对方却微笑一下反问了一句非常酸的话:“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那种对胡造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唐先生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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