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能力
人为无定性之自由体,且不论以所谓定性的才来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这个“才”.以宋代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官制度,在正奏名之外所开的特奏名、奏荫的缺口,其以虚假的考核、虚拟的名位所网罗的各类人,考试种类的增多,取士数量的增加,入仕的自由选择性大了,但考试科目的官君王选的是“才”,而非“人”。
中国之科举至宋代臻于完备,可宋代的科举也真是个怪胎,同样也涉及到了这个根本性难题。一方面选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同时也造就了积弱政治与军事,且科举考试的扩大,再加上“恩荫”和凭年资叙迁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队伍急剧膨胀,以致宰相宋痒哀叹:“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
不少人说中国的文官制度如何开了世界先河,其实它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大相径庭。自由政治是希腊传统,也是士大夫们治国善国的理想,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没有自觉意识。但中国皇权那肯定是不可容忍的,并且皇帝和大臣总在怀疑这种哼哼唧唧赋诗量“人”之“才”的可靠性,是否有补于政事,这种形式亦屡为人诟病,所以能否选出人才还得看皇上的心情
争论之余,赵柽的新班子也知道,要想推行新政也需要一批可靠的人。当年王安石就是急于求成,用所非人,导致政策到基层走了样,为了完成指标。不分贫富,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搞得天怒人怨,被人抓住了把柄,结果是功败垂成。
现在王爷在路学中悄悄培养一批人,这些人熟知政策,且术有专攻,且经过跟随大军西征。取得了治理地方的实践经验。且这些人出身多为草根,懂得民间疾苦,了解民情,担任基层工作正合适。缺乏的只是个功名而已。将这些人以举荐的形式放到基层任职推行新政,加上他们在上面指导,应该是令人放心的,起码不会出现乱搞的现象发生。
如今人事问题取得了共识,放在在他们面前就是经济问题。没有钱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而现在府库空虚,事情又不能耽搁,这就需要从政策上进行调整。而要搞到钱又不能伤民之根本,的确也是个难题。这就需要考量这几位经济理论家的能力了
宋代本来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三冗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变得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
按照皇家的理论,山海天地之藏,市场货物之聚,不应让商贾独擅其利,而应收归国有专卖,以助国家之经费。于是一大批国营企业开办了起来。举凡最有利可图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这些国营企业来专卖,这一卖可不得了,各种榷务司、易物司成立了,凡是暴利行业皆被垄断。
在经济学上,盐被视做完全无价格弹性的商品,作为生活必须品,没有一日能离开,不管贵贱人们都得买,所以历朝直至现代都实行专卖制以控制垄断,美名其曰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宋朝对盐的统一收购价为每斤不过五、六文,但其中内含的人工成本仅为一文,而售价却高达三十文至六十文,获利数倍至数十倍,在销售上则按人口分配,甚至牲口都有配额,勒令消费,强制购买。
不仅如此,官盐的流通还极其困难,淮南盐洁白纯净,质量很高,但从通州运到真州,再从真州运到江、浙、荆、湖等地的途中,运吏船卒侵盗贩卖,再加入沙土以充数,对此朝廷即使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运输效率的低下,又致使产地盐积压数万石,任凭风吹雨淋,产盐户还得不到极少的货款。消费者手中拿到的盐既质量差,还短斤缺两,所以尽管缉私严厉,私盐还是最终占据了大片市场。
盐之禁榷在实践上失败了,茶、酒也一样,从这点看还是与现代没有什么不同,烟酒糖公司变成单纯的烟草公司也还没几年,而烟草是那个时代没有的,否则也难逃。官吏榷务,以强制手段压低收购价,茶户便将粗劣的茶用来抵塞派购任务,将优质茶私下售给商贩。可能大家对‘交公粮’的情形还记忆犹新,粮袋子里搁点压份量的东西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这样收上来的官茶质量可想而知,但咱是独家经营,价格自然还得提上去,买不买是你的事,价格是没得商量的,最终只能看着仓库中的茶叶发霉变质,可这是公家的东西,也只是走走帐就没事了,亏空是皇上老儿的。
官办‘公司’所酿的酒薄劣如水,酸涩难饮,卖不出去,所以便强令老百姓婚丧必用,按户分配,如同如今喝点什么‘爱县酒’,抽点‘爱市烟’,吃点‘爱国菜’意思相同,反正工资中扣了,爱要不要,钱我们拿走了,可即使这样,那些公司能开门到今天的能有几个啊,那时也然,终因成本高、损耗大、产量低而难以苟活。
禁榷专卖机构有着庞大的系统,一处失利不易察觉,又有国库老本可供补贴,即使蚀本也不致马上倒闭,但府库所储终归有限,民脂民膏亦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代公司可研改制,破产,工人下岗,银行数以万亿计的坏账由可怜的工人们买了单
商贾当然精明,乃至于狡诈,他们能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和经济实力操纵经济,或损公济私,或置官府于被动。禁榷一严,商贾不能牟取厚利,便停止经营,榷场商品滞留产地,积压废弃,货币不来,使国库虚空。禁榷原本为控制商贾,补充国用,到头来却出现了离开商贾经营便束手无策反受其制的局面,没有流通,哪来的收入,财政依然困难。
政府虽说可以用超经济的力量来左右经济或打击商贾,如蔡京推行的新盐法,至使商贾数十万盐钞一夕作废,那些豪商瞬息破产。但在官府和商贾的较量中,总是两败俱伤,最终把损失转嫁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受苦的依然是老百姓。
以上只是其中一部分,便可看出宋代官办“公司”的面貌,大家可能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低价占有原料和产品,近乎无偿地征调工匠、厢兵、农民、船工等劳动力,又不惜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销售靠强迫老百姓认购,粗劣不堪的商品得不到改进。即使经营亏损,也可用硬性提高价格的方式,将这些亏损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掩盖其经营失败的真相。
超经济的掠夺,有时还能聚敛一些货币,造成‘厚利’的假象,而这种厚利越大,即意味着非法剥削越严重,对社会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亦愈加深重。蔡京的乾坤大挪移导致了宋的经济机会崩溃,民怨沸腾,王黼也看出了这点,上台后立刻改了蔡京的作法――废除了榷务司,大奸臣一下变成了人皆称颂的‘贤相’,可见其毒害之深。
宋代也不乏有识之士,欧阳修就曾对此种政策分析说,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专。必须与商贾共同经营,流通才不会阻滞,剥夺商贾利益之谋愈深,则国家利益损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归于公,就会亏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与商贾共图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国之善经营者,应‘不惜其利而诱大商’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由市场调节物价
赵柽在离开西北之前,为了吸引流民,增加人口,利用东南民变大肆宣传西北的富饶,招揽了以十万计的流民奔赴西北。以他当时所想,只要以缴获的粮食,加上结余的军粮便足以帮助流民度过粮荒,屯垦政策实施后,开垦出大片的土地,到了秋收之时,便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完成自给自足。
但人算不如天算,王黼等人趁自己离开,遣人到西北扩公田,导致政策难以完全执行,熟地大片撂荒,荒地得不到开垦,产生了巨大的粮食缺口,可如今府库空虚,靠政府根本无法救济,而如果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便会酿成更大的混乱。
如今赵柽只能从外地购粮,但各级政府手中又无钱,皇上又下旨免了西北农民两年的赋税,以示皇恩浩荡,唯一能抓钱的地方就是商税.而最大的商税来源便是盐税,而如何能吸引到大批盐商到西北,又换来应急的粮食变成了头等大事,也是考验他们执政能力的第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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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科举至宋代臻于完备,可宋代的科举也真是个怪胎,同样也涉及到了这个根本性难题。一方面选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同时也造就了积弱政治与军事,且科举考试的扩大,再加上“恩荫”和凭年资叙迁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队伍急剧膨胀,以致宰相宋痒哀叹:“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
不少人说中国的文官制度如何开了世界先河,其实它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大相径庭。自由政治是希腊传统,也是士大夫们治国善国的理想,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没有自觉意识。但中国皇权那肯定是不可容忍的,并且皇帝和大臣总在怀疑这种哼哼唧唧赋诗量“人”之“才”的可靠性,是否有补于政事,这种形式亦屡为人诟病,所以能否选出人才还得看皇上的心情
争论之余,赵柽的新班子也知道,要想推行新政也需要一批可靠的人。当年王安石就是急于求成,用所非人,导致政策到基层走了样,为了完成指标。不分贫富,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搞得天怒人怨,被人抓住了把柄,结果是功败垂成。
现在王爷在路学中悄悄培养一批人,这些人熟知政策,且术有专攻,且经过跟随大军西征。取得了治理地方的实践经验。且这些人出身多为草根,懂得民间疾苦,了解民情,担任基层工作正合适。缺乏的只是个功名而已。将这些人以举荐的形式放到基层任职推行新政,加上他们在上面指导,应该是令人放心的,起码不会出现乱搞的现象发生。
如今人事问题取得了共识,放在在他们面前就是经济问题。没有钱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而现在府库空虚,事情又不能耽搁,这就需要从政策上进行调整。而要搞到钱又不能伤民之根本,的确也是个难题。这就需要考量这几位经济理论家的能力了
宋代本来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三冗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变得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
按照皇家的理论,山海天地之藏,市场货物之聚,不应让商贾独擅其利,而应收归国有专卖,以助国家之经费。于是一大批国营企业开办了起来。举凡最有利可图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这些国营企业来专卖,这一卖可不得了,各种榷务司、易物司成立了,凡是暴利行业皆被垄断。
在经济学上,盐被视做完全无价格弹性的商品,作为生活必须品,没有一日能离开,不管贵贱人们都得买,所以历朝直至现代都实行专卖制以控制垄断,美名其曰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宋朝对盐的统一收购价为每斤不过五、六文,但其中内含的人工成本仅为一文,而售价却高达三十文至六十文,获利数倍至数十倍,在销售上则按人口分配,甚至牲口都有配额,勒令消费,强制购买。
不仅如此,官盐的流通还极其困难,淮南盐洁白纯净,质量很高,但从通州运到真州,再从真州运到江、浙、荆、湖等地的途中,运吏船卒侵盗贩卖,再加入沙土以充数,对此朝廷即使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运输效率的低下,又致使产地盐积压数万石,任凭风吹雨淋,产盐户还得不到极少的货款。消费者手中拿到的盐既质量差,还短斤缺两,所以尽管缉私严厉,私盐还是最终占据了大片市场。
盐之禁榷在实践上失败了,茶、酒也一样,从这点看还是与现代没有什么不同,烟酒糖公司变成单纯的烟草公司也还没几年,而烟草是那个时代没有的,否则也难逃。官吏榷务,以强制手段压低收购价,茶户便将粗劣的茶用来抵塞派购任务,将优质茶私下售给商贩。可能大家对‘交公粮’的情形还记忆犹新,粮袋子里搁点压份量的东西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这样收上来的官茶质量可想而知,但咱是独家经营,价格自然还得提上去,买不买是你的事,价格是没得商量的,最终只能看着仓库中的茶叶发霉变质,可这是公家的东西,也只是走走帐就没事了,亏空是皇上老儿的。
官办‘公司’所酿的酒薄劣如水,酸涩难饮,卖不出去,所以便强令老百姓婚丧必用,按户分配,如同如今喝点什么‘爱县酒’,抽点‘爱市烟’,吃点‘爱国菜’意思相同,反正工资中扣了,爱要不要,钱我们拿走了,可即使这样,那些公司能开门到今天的能有几个啊,那时也然,终因成本高、损耗大、产量低而难以苟活。
禁榷专卖机构有着庞大的系统,一处失利不易察觉,又有国库老本可供补贴,即使蚀本也不致马上倒闭,但府库所储终归有限,民脂民膏亦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代公司可研改制,破产,工人下岗,银行数以万亿计的坏账由可怜的工人们买了单
商贾当然精明,乃至于狡诈,他们能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和经济实力操纵经济,或损公济私,或置官府于被动。禁榷一严,商贾不能牟取厚利,便停止经营,榷场商品滞留产地,积压废弃,货币不来,使国库虚空。禁榷原本为控制商贾,补充国用,到头来却出现了离开商贾经营便束手无策反受其制的局面,没有流通,哪来的收入,财政依然困难。
政府虽说可以用超经济的力量来左右经济或打击商贾,如蔡京推行的新盐法,至使商贾数十万盐钞一夕作废,那些豪商瞬息破产。但在官府和商贾的较量中,总是两败俱伤,最终把损失转嫁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受苦的依然是老百姓。
以上只是其中一部分,便可看出宋代官办“公司”的面貌,大家可能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低价占有原料和产品,近乎无偿地征调工匠、厢兵、农民、船工等劳动力,又不惜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销售靠强迫老百姓认购,粗劣不堪的商品得不到改进。即使经营亏损,也可用硬性提高价格的方式,将这些亏损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掩盖其经营失败的真相。
超经济的掠夺,有时还能聚敛一些货币,造成‘厚利’的假象,而这种厚利越大,即意味着非法剥削越严重,对社会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亦愈加深重。蔡京的乾坤大挪移导致了宋的经济机会崩溃,民怨沸腾,王黼也看出了这点,上台后立刻改了蔡京的作法――废除了榷务司,大奸臣一下变成了人皆称颂的‘贤相’,可见其毒害之深。
宋代也不乏有识之士,欧阳修就曾对此种政策分析说,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专。必须与商贾共同经营,流通才不会阻滞,剥夺商贾利益之谋愈深,则国家利益损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归于公,就会亏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与商贾共图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国之善经营者,应‘不惜其利而诱大商’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由市场调节物价
赵柽在离开西北之前,为了吸引流民,增加人口,利用东南民变大肆宣传西北的富饶,招揽了以十万计的流民奔赴西北。以他当时所想,只要以缴获的粮食,加上结余的军粮便足以帮助流民度过粮荒,屯垦政策实施后,开垦出大片的土地,到了秋收之时,便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完成自给自足。
但人算不如天算,王黼等人趁自己离开,遣人到西北扩公田,导致政策难以完全执行,熟地大片撂荒,荒地得不到开垦,产生了巨大的粮食缺口,可如今府库空虚,靠政府根本无法救济,而如果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便会酿成更大的混乱。
如今赵柽只能从外地购粮,但各级政府手中又无钱,皇上又下旨免了西北农民两年的赋税,以示皇恩浩荡,唯一能抓钱的地方就是商税.而最大的商税来源便是盐税,而如何能吸引到大批盐商到西北,又换来应急的粮食变成了头等大事,也是考验他们执政能力的第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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