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完结
关澜与梁思差着几届,在大学里并无交集,两人最早就是在律协和论坛的那些活动上认识的。因为是校友,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但工作领域到底不太相干,除了元旦和春节发过几条祝贺、拜年的信息之外,一直没什么联系。
所以这一天接到梁思发来的微信,说有事要跟她聊一聊,关澜多少觉得有点突然。她们商量时间地点,梁思随她方便,最后是约在政法校区附近的一间茶馆里,订了个小包间。
关澜到的时候,梁思已经坐在那里等她了,怔怔入了定,好像来了许久,但面前茶盏斟满,又像是根本没动过。看到她进来,梁思欠身对她笑,说:“关老师来了啊。”还是一贯简单干练的打扮,平和不出错的谈吐。
但坐下说话,又好像不知道从何开始,梁思静了静,才道:“这次离婚认证的事情结束,SK所就不再代表Summer了。”
这句话本身并不在关澜意料之外,她一直从齐宋那里获知美国那边的进度,举报材料已经递交,像其他逃税案件一样,新闻也报出来了,HeatherSummer涉嫌利用双重国籍进行税务欺诈,IRS将对其展开调查,背景资料里还提到了“美学指数”一案。至于那个推测中的有钱老头儿,可能正紧急撇清与Summer的关系,大概率也要黄了。
但梁思此时说起这些,还是让她觉得有点奇怪。如果是为了Summer的事,应该跟齐宋联系,而不是单独找她谈。
果然,紧接着就听见梁思说:“这样我们就不是相对两方的律师了,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给你。”
关澜问:“什么案子?”
梁思笑笑,答:“当然是离婚,我和我丈夫。”
也许是说话时的表情与内容差得实在太多,关澜讶异,顿了顿,才转到平常见当事人谈案的频道上,说:“我可以问一下原因吗?”
“没有原因,”梁思仍旧带着点笑容,摇头回答,“没有家暴,没有出轨,没有人有任何过错,他就是想离婚,说跟我过不下去了。”
“财产和孩子的情况呢?”关澜又问。
“一个孩子,男孩,今年五岁,”梁思回答,简略而准确,“这几年我们俩各自的收入和支出基本上是分开的。家用以及孩子的开销,谁遇上就谁出了,没有计较过。名下有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还剩几百万贷款没还,主贷人是我。”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协议?”关澜提出一种可能,因为梁思给她感觉并不计较经济上的得失。
“没有,”梁思摇头,解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注册结婚的。”
关澜点头确认:“中美之间没有缔结民事司法协助条约,这种情况离婚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讽刺?刚办完一个中国结美国离的,又来一个美国结中国离的,”梁思自嘲,继续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离。”
关澜听着,只觉黯然。她的经验之谈,这恐怕是所有离婚案当中最难的一种,双方都没有过错,只是一方想分开,而另一方不愿意。如果有错,可以去调查。如果财产和抚养权有争议,也可以去谈判。但遇到这种情况,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其实只剩下漫长的撕扯和等待。而律师的作用,不过就是陪着他们经历这一切而已,甚至很可能把局面变得更坏。
梁思接着详细说了说她和丈夫何静远的情况。两人在校园里开始交往,结婚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了。起初两地分居,她在SK纽约所工作,何静远在波士顿读书。三年后,合伙人跟她谈,说想派她回国。当时何静远也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后。两人商量过后,一同回国,在A市定居。接下去的几年里,她在SK所升上了合伙人,何静远进了A大工作,现在已经是副教授头衔。生活过得平静优渥,且分工明确。她很忙,但有很好的收入。何静远则比较佛系,有更多时间照顾家里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弄个早饭,把孩子送幼儿园,他有事去学校,没事就在健身房练一个半钟头,回家看看文献,做一个旅游视频号,下午再把孩子接回家。
梁思说着,把手里的茶杯一圈一圈地转。倘若到此为止,还是个让人羡慕的婚姻故事,但转折终究还是来了。
“他跟我提离婚,我一直没当真,还在等着他表态,是不是再去做一次婚姻咨询。”
“你们已经做过婚姻咨询?”关澜问。她也遇到过一些没有原则性问题,心意也不坚决的当事人,也会建议他们先去找个心理咨询师,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尽管很少,问题真的会被解决。
“对,”但梁思点头,说出更常见的一种结果,“两年前找过,后来因为我怀孕了,就没继续。”
性,或者孕育新生命,好像是更常见的解决一切婚姻问题的办法,但其实根本不是。
梁思继续说下去:“那个孩子意外流产了,我们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直到最近,他又跟我提离婚。我还在想找个机会好好谈谈,但一直没时间。就在昨天,他发消息通知我,他搬出去住了。我加完班回到家,只看到保姆带着孩子,他自己的东西都带走了。”
话说到最后,声音里有一丝沙哑,但又像是好笑。梁思把手机递过来,关澜看了看,上面是条信息:梁思,我今天搬出我们在滨江壹号院的房子,开始与你分居,你看下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谈一下离婚的问题。
“他应该已经请了律师,这条信息就是在保留分居的证据。”关澜说,之后可能还有租房合同,或者居委会的证明,白纸黑字地写着,某某某从何时开始一直在某处居住。
梁思笑笑,点头,说:“我也猜到了,所以才来找你。”
这或许就是律师在离婚当中的作用,忽然把感情问题变成一步又一步的流程。
“接下去,他们应该会找你谈判。”关澜道,说出下一个步骤。
“谈什么?”梁思问。
“弄清楚你不想离的原因,比如是为了财产分配,还是抚养权的归属。”关澜回答。
“不会觉得我是因为钱吧?”梁思只觉荒谬。
关澜知道她有很好的收入,前段时间曾有公众号八卦女律师,梁思就在其中。何静远也像是不计较这些的人。
“但离婚就是这样的,”关澜说,“如果是我接到对方当事人的委托,也会建议他这么做。”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梁思问。
关澜给她解释:“如果双方都没有过错,原告起诉离婚,而被告不愿意,只需要在法庭上陈述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这种情况,第一次起诉,法院是不会判离的。然后就是六个月的禁诉期,过了之后才能再次起诉。”
“那六个月之后呢?”梁思又问。
“第二次起诉也有不判离的可能,”关澜回答,而后转折,“但分居满两年,或者第一次起诉之后分居一年,就满足离婚的法定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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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一天接到梁思发来的微信,说有事要跟她聊一聊,关澜多少觉得有点突然。她们商量时间地点,梁思随她方便,最后是约在政法校区附近的一间茶馆里,订了个小包间。
关澜到的时候,梁思已经坐在那里等她了,怔怔入了定,好像来了许久,但面前茶盏斟满,又像是根本没动过。看到她进来,梁思欠身对她笑,说:“关老师来了啊。”还是一贯简单干练的打扮,平和不出错的谈吐。
但坐下说话,又好像不知道从何开始,梁思静了静,才道:“这次离婚认证的事情结束,SK所就不再代表Summer了。”
这句话本身并不在关澜意料之外,她一直从齐宋那里获知美国那边的进度,举报材料已经递交,像其他逃税案件一样,新闻也报出来了,HeatherSummer涉嫌利用双重国籍进行税务欺诈,IRS将对其展开调查,背景资料里还提到了“美学指数”一案。至于那个推测中的有钱老头儿,可能正紧急撇清与Summer的关系,大概率也要黄了。
但梁思此时说起这些,还是让她觉得有点奇怪。如果是为了Summer的事,应该跟齐宋联系,而不是单独找她谈。
果然,紧接着就听见梁思说:“这样我们就不是相对两方的律师了,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给你。”
关澜问:“什么案子?”
梁思笑笑,答:“当然是离婚,我和我丈夫。”
也许是说话时的表情与内容差得实在太多,关澜讶异,顿了顿,才转到平常见当事人谈案的频道上,说:“我可以问一下原因吗?”
“没有原因,”梁思仍旧带着点笑容,摇头回答,“没有家暴,没有出轨,没有人有任何过错,他就是想离婚,说跟我过不下去了。”
“财产和孩子的情况呢?”关澜又问。
“一个孩子,男孩,今年五岁,”梁思回答,简略而准确,“这几年我们俩各自的收入和支出基本上是分开的。家用以及孩子的开销,谁遇上就谁出了,没有计较过。名下有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还剩几百万贷款没还,主贷人是我。”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协议?”关澜提出一种可能,因为梁思给她感觉并不计较经济上的得失。
“没有,”梁思摇头,解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注册结婚的。”
关澜点头确认:“中美之间没有缔结民事司法协助条约,这种情况离婚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讽刺?刚办完一个中国结美国离的,又来一个美国结中国离的,”梁思自嘲,继续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离。”
关澜听着,只觉黯然。她的经验之谈,这恐怕是所有离婚案当中最难的一种,双方都没有过错,只是一方想分开,而另一方不愿意。如果有错,可以去调查。如果财产和抚养权有争议,也可以去谈判。但遇到这种情况,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其实只剩下漫长的撕扯和等待。而律师的作用,不过就是陪着他们经历这一切而已,甚至很可能把局面变得更坏。
梁思接着详细说了说她和丈夫何静远的情况。两人在校园里开始交往,结婚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了。起初两地分居,她在SK纽约所工作,何静远在波士顿读书。三年后,合伙人跟她谈,说想派她回国。当时何静远也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后。两人商量过后,一同回国,在A市定居。接下去的几年里,她在SK所升上了合伙人,何静远进了A大工作,现在已经是副教授头衔。生活过得平静优渥,且分工明确。她很忙,但有很好的收入。何静远则比较佛系,有更多时间照顾家里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弄个早饭,把孩子送幼儿园,他有事去学校,没事就在健身房练一个半钟头,回家看看文献,做一个旅游视频号,下午再把孩子接回家。
梁思说着,把手里的茶杯一圈一圈地转。倘若到此为止,还是个让人羡慕的婚姻故事,但转折终究还是来了。
“他跟我提离婚,我一直没当真,还在等着他表态,是不是再去做一次婚姻咨询。”
“你们已经做过婚姻咨询?”关澜问。她也遇到过一些没有原则性问题,心意也不坚决的当事人,也会建议他们先去找个心理咨询师,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尽管很少,问题真的会被解决。
“对,”但梁思点头,说出更常见的一种结果,“两年前找过,后来因为我怀孕了,就没继续。”
性,或者孕育新生命,好像是更常见的解决一切婚姻问题的办法,但其实根本不是。
梁思继续说下去:“那个孩子意外流产了,我们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直到最近,他又跟我提离婚。我还在想找个机会好好谈谈,但一直没时间。就在昨天,他发消息通知我,他搬出去住了。我加完班回到家,只看到保姆带着孩子,他自己的东西都带走了。”
话说到最后,声音里有一丝沙哑,但又像是好笑。梁思把手机递过来,关澜看了看,上面是条信息:梁思,我今天搬出我们在滨江壹号院的房子,开始与你分居,你看下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谈一下离婚的问题。
“他应该已经请了律师,这条信息就是在保留分居的证据。”关澜说,之后可能还有租房合同,或者居委会的证明,白纸黑字地写着,某某某从何时开始一直在某处居住。
梁思笑笑,点头,说:“我也猜到了,所以才来找你。”
这或许就是律师在离婚当中的作用,忽然把感情问题变成一步又一步的流程。
“接下去,他们应该会找你谈判。”关澜道,说出下一个步骤。
“谈什么?”梁思问。
“弄清楚你不想离的原因,比如是为了财产分配,还是抚养权的归属。”关澜回答。
“不会觉得我是因为钱吧?”梁思只觉荒谬。
关澜知道她有很好的收入,前段时间曾有公众号八卦女律师,梁思就在其中。何静远也像是不计较这些的人。
“但离婚就是这样的,”关澜说,“如果是我接到对方当事人的委托,也会建议他这么做。”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梁思问。
关澜给她解释:“如果双方都没有过错,原告起诉离婚,而被告不愿意,只需要在法庭上陈述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这种情况,第一次起诉,法院是不会判离的。然后就是六个月的禁诉期,过了之后才能再次起诉。”
“那六个月之后呢?”梁思又问。
“第二次起诉也有不判离的可能,”关澜回答,而后转折,“但分居满两年,或者第一次起诉之后分居一年,就满足离婚的法定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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